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一、清政府的两面手法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帝国主义各国的谅解。军机大臣荣禄虽然抱病在床，仍连上七道奏折，要求清政府“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同意这种意见。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企图用统编的手法来约束和控制义和团，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际，清政府内部的两派意见更加对立。主剿派坚决要求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帝国主义开战。他们连上奏折，提出“治乱国用重典”的镇压政策，对义和团务求“要株净尽”。主抚派积极主张对外宣战，要求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抗击外国侵略，他们虽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但他们利用人民的反侵略热情，在舆论上得到普遍支持。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等在5月29日的密折就反映了这种倾向：“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因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断之气，化私忿为公义，缓急可持，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这一主张得到从中央到地方众多官吏的支持。因为人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爱国行动，希望在国难深重之时，通过招抚义和团，同仇敌忾，共同御侮。在慈禧召开的四次御前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面对朝臣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慈禧太后最初在和战、剿抚问题上举棋不定。她既怕镇压义和团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又怕招抚义和团得罪帝国主义。她一会儿批准发布《禁拳章程》，不准练拳，严令“查毁揭帖”;一会儿又派人“宣抚”团民，剿抚不定。6月10日，慈禧采用刑部尚书、顺天府尹赵舒翘等人的建议：“抚而用之”，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拿出10万两银子、2万担米作为义和团的经费，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将所有团民重新登记造册，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朝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慈禧之所以接受“招抚”义和团的主张，原因是多方面的：
1、害怕人民把反抗的矛头指向她的反动统治。1900年6月，义和团势力大发展，北京的大街小巷布满了义和团民，这时的慈禧想跑不能，想剿不堪，只得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承认义和团，以逃脱人民对也的惩罚。她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她怕的正是义和团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大乱子”。
2、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排除列强对她“废帝立储”的干预。慈禧在囚禁了光绪帝之后，想彻底废了他，而改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她曾借光绪之口下了一道谕旨，假传光绪帝身体有恙，申明“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谕旨一下，国内并无一人上奏举荐。但是，洋人却当了真。当慈禧说光绪之病日重一日时，各国公使竟然纷纷要求派医生看病。法国医生经过诊视，宣布光绪并没有病，慈禧谋害光绪帝的意图被揭穿了。但是，慈禧并不甘心。1900年1月24日，召集王公大臣于仪鸾殿，出示一道由光绪皇帝签署的“上谕”。上谕的大概意思是，光绪自己没有子嗣，并且又因身体原因无力处理国家事务，所以要选一个近支宗室溥隽做皇子，作为同治帝的继承人。慈禧原本信心十足，到时准备酒宴，由李鸿章出面邀请各国公使入宫庆贺，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但是，各国公使一致反对光绪让位，拒绝到时入贺。慈禧废光绪立溥隽之事传出后，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联络绅商1230多人，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等联络海外华侨，号称10万，联名上书，通电反对。因此，慈禧“己亥建储”的计划在国内外的一片反对声中化为泡影。慈禧下令逮捕经元善，经元善在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的保护下逃往澳门。
慈禧及顽固派官僚“废帝立储”的阴谋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这件事始终令慈禧太后对洋人耿耿于怀，有时使她怒火中烧，他们想利用义和团报复帝国主义，排除列强的干预，达到废光绪立新君的目的。6月16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再次重申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第二天，慈禧太后接到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的照会，使她更加不满。所谓“要她归政”纯粹是载漪制造的阴谋。
自从戊戌政变后，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之说时有耳闻，载漪为了儿子能够早日当上皇帝，抓住权力欲与猜疑心极重的慈禧的弱点，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个列强“归政照会”，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荣禄一见，信以为真，于是呈给了慈禧太后。这让她十分恼怒，声称“不能再为容忍”，决心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报复洋人。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19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
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21日，清廷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
3、阴谋借用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以解除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威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慈禧在帝国主义和义和团之间投机取巧：一方面承认义和团，并向八国联军宣战;另一方面又讨好帝国主义，随时准备投降。1900年5月底，英、美、法、德、意、俄、奥、日组成八国联军，侵入中国。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谕旨，命令各省督抚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说什么“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慈禧太后及其主战派在八国联军逼近京城的关键时刻，敢于组织军队与团民和八国联军决一雌雄，决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宣战的奥秘在于，其一，可借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与洋人放手一博，如能一举成功，固然是上上之吉，可吐洋人屡屡干涉她废帝立储的怨气。如果不成，也可借口抗击八国联军，将义和团力量引出京城，免遭祸起肘腋之虞;其二，诏书并没有指明向哪国宣战，也根本没有送达任何国家，只是内部传达，即使战败，也为求和留下了一个伏笔;其三，诏书借大小臣工合谋，借光绪帝之名颁布，即使战败，替罪羊的人选问题总能解决。宣战对慈禧太后而言，可谓是一箭双雕。
虽然已经宣战，慈禧太后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第四天，慈禧太后看到各国没有逼她交权的动静，态度就改变了。下令停止攻打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在回答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反对与洋人开战的电文中，表白了迫不得已的苦衷，“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并表扬李鸿章等人主张剿灭义和团，与帝国主义和好的意见是“老成谋国之道”。宣战后的第八天，即6月29日，她命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说：“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并表示，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7月3日，清政府直接向俄、英、日等国发出乞和的“国书”。此后，又向盛京等地将军下令：“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手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清政府战时让拳民作“前驱”，借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不张旗帜又为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留下后路。清政府承认义和团是阴谋，对外宣战是骗局。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后，慈禧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反动嘴脸暴露无遗。
二、“东南互保”
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南方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首的洋务派，为了免于招致列强的干涉，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因此不顾已经对外宣战的事实，拒不执行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命令，而与列强联手发起了所谓的“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蓬勃发展以后，波及并震动了南方各省。1900年6月至7月，南方各省也发生了反对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帝国主义害怕义和团以及清军在中国北部的反侵略斗争将会进一步影响到南方，特别是英国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还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1900年6月14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就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建议说：“我们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我们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区内尽力维护和平。”第二天，索尔兹伯里复电霍必澜，授权他“通知驻南京的总督，如果他采取维护秩序的措施，他将得到女王陛下军舰的支持”，并要他通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一项同样的保证”。显然，英国是想通过刘坤一、张之洞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刘坤一、张之洞一直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此时得到英国这样的承诺，他们当然愿意。他们电告清政府驻英公使，要他向英国政府保证，将“不惜代价，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一切权益。不过“目前不希望有任何军舰驶入长江”，“他们完全能够维持秩序”，表明了不希望外国直接干预的态度。因为6月16日，三艘英国军舰开往南京、汉口和吴淞口，表示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秩序”。英国的目的是企图独占长江流域的利益，各国洞悉其野心，纷纷表示反对。刘坤一、张之洞不敢贸然得罪各国，于是，“与各国切商，保全东南大局”，对所有洋商、洋教士“力任保护”之责。这样，由英国策划的企图独占长江流域的阴谋于是变成由各帝国主义列强与东南各省督抚的“互保”。
当帝国主义和东南督抚频繁接触的时候，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正在上海。他自称是“局外闲人”，其实“闲人”不“闲”，因为他同帝国主义、东南各省督抚都有密切联系，便在当中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清政府“宣战上谕”发布后，刘坤一、张之洞拒绝执行。在英国的策动和盛宣怀的积极串通下，6月26日，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共同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包括《东南互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浙江巡抚刘树棠随即宣布参加“东南互保”。闽浙总督许应筚也宣布“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并于7月14日同俄、英、美、日等六国驻福州领事签订了《福建互保协定》，规定福建地方当局要“在其权限内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外国驻福建官员、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财产不受侵害”;“如有不良分子散布侵害外国人的谣言”，须“认真予以逮捕及惩罚”。这样，“东南互保”的地区，就从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进而扩大到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省，几乎占全国半数的省份。《东南互保章程》虽然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最后没有签字，但是相关的条款实际上已经在实行。东南督抚的这些行动，表面上与清政府的“宣战”有抵触，实际上同它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一贯方针是一致的。所以，清政府接到他们实行“东南互保”的报告时，认为意见“正复相同”，同意他们的做法。
纵观东南互保的全过程，是东南督抚在慈禧太后不顾国家的民族的根本利益，冒险对外宣战的特定条件下采取的非常措施。是特殊情况下对帝国主义采取妥协的条款，确切地说是互相妥协的条款。“东南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与西方列强合作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在推行过程中保全了西方侵略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维护了这些地区督抚的势力。从互保的历史背景和内容看，刘坤一、张之洞倡导互保的动因是为控制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扩张，防止把北方的战火扩大到南方。在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东南各阶层的反战心理和保护民族经济的愿望，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从实际效果看，对帝国主义进兵长江流域直到抑制作用，对英国独占长江流域的预谋也进行了有效的抵制，而使东南半壁江山免遭战争蹂躏，维护东南地区社会安定和民族经济稳定，使东南地区在成长的民族经济得以保存和发展。
但是，互保破坏了南方人民的反帝斗争，限制和阻碍了义和团向南方的发展，也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进攻和屠杀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加速了清廷的屈服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保护了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宗教、经济侵略权益。而且，东南互保运动，虽然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也集中暴露了地方督抚对清朝中央的离心倾向，这对此后的晚清政局也产生了影响。也导致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开始扩张，与中央渐行渐远，成为往后中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的远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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