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由于东南沿海还有郑成功、张煌言领导下的抗清武装活动，清廷为了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口”，远洋贸易，几乎停顿。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外商来华通商的口岸。至此，清廷虽然打开了一道狭小的门缝，但仍然设下了许多禁令，而且越到后来，禁令越是烦琐，越是严密。
明代中叶，由巨大帆船组成的中国商船队还经常出没于远洋洋面。此后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载重量越来越大，航海技术日益进步。而清朝廷反而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
中国地大物博，有许多可供出口的产品，但清朝廷横加限制，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米麦、杂粮、马匹、书籍都在禁止出口之列。为了杜绝粮食和铁器出口，竟规定每艘商船只准携带铁锅一口，作为炊具，每人只准携带铁斧一柄，作为用具，预先规定好航行的日期，每人每天只准带口粮一升、余粮一升。海上风信，变幻莫测，航行本难定期。清朝廷这种极不合理的规定，剥夺了商船对海盗进行武装自卫的手段，而且在漫长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丝绸是当时对外出口最多的，由于出口增加，丝价上涨，这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中国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可是封建统治者看到丝绸涨价，神经紧张起来，于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绸出口，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五年以后，官吏奏称：“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官吏们不得不承认禁止丝绸出口，“中外均无裨益”。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才不行不放宽禁令，但仍限制每艘船只载运丝绸出口的数量。
早期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具有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来到中国的某些外国人，傲慢粗暴，趾高气扬，甚至犯罪作恶，无法无天。对于那些侵略分子、犯罪分子，进行一定的防范和惩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清朝廷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笼统对待，规定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这不仅妨碍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助于防范真正的犯罪分子，有效地抵制侵略者。
清初，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多产于江浙闽皖，离开广州很远，茶丝都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到广州出口，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损坏霉变。清朝廷不考虑经济效益，不许茶丝就近出口，硬性规定只在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而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朝廷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而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一百数十年对外贸易积累的巨额资金，通过行商之手填塞了封建性消费的无穷欲壑，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了限制外国人的行动，清朝廷还制定了种种苛细烦杂的规条和章程，如所谓“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等，禁止外国人长期居住在广州，禁止中国人受雇为外商服役，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国人坐轿子，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准擅自出入，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隔绝。清朝廷自己就说;“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