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掀起洋务自强运动后,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反对者常说,要自强,不一定学西人、搞洋务,学习先贤,弘扬传统,照样能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先要明白夷的技,到底是长还是短。于是,大清政府加大了派遣官员出洋学习考察的力度,并要求游历归来的官员,认真撰写心得体会,整理成书,作为重要学习资料,供未曾出洋的官员学习。想以此缓解争论,统一思想。
然而,思想交锋的战场无处不在。在游历途中,爱国者们上演了一出出维护国家和百姓利益的好戏。
1868年,清政府向欧美国家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使团代表第一次乘坐火车,感觉轻稳便捷,比大清的马车强了不止万倍。但一有人提出引进,马上遭到了严厉批评。引进火车必先修铁轨,修铁轨必先搞拆迁,城池庐舍好拆,各家坟茔不好迁。大清向来为民服务,怎能挖人祖坟?
考察文化产业时,他们看到西洋人跳交谊舞,女扶男肩,男携女手,进退有节,十分欣赏。但很快就在灵魂深处闹起了革命,对自己开展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中国乃千年文明古国,循理胜于情,怎能学习如此只知享乐、不守礼法之行为?
考察医疗服务行业时,使团成员观看了一台外科手术。他们见医生操着手术刀,在人体肌肤筋络之间游刃有余,不禁感慨万分。但是,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中医好,因为西医违反孝悌,国人必不能忍弃其父祖未寒之尸,听人刳剔,故而坚决不让西医流入大清,以免败坏伦理道德。
类似的“爱国者”还有很多,比较典型的当属刘锡鸿。1876年底,刘锡鸿以副使的身份陪同郭嵩焘出使英国。一路上,刘锡鸿严于律己,一日三省,同不怀好意的英夷斗智斗勇,揭穿了种种阴谋,识破了种种诡计。
在考察农业情况时,英夷带着考察团参观了多处农庄。所到之处,皆为机器耕作,不但省力,而且高效。英夷表示,只要大清愿意,大英可以出售机器,转让技术。然而,刘锡鸿直摇头,一口拒绝。大清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刨地,虽然辛苦,但能锻炼其身,还能领悟“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之真谛。若实施机器耕作,必会使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进而降低国人素质,磨灭大清的进取意志。
当英夷向考察团推销印刷机器时,刘锡鸿当场算了一笔经济账。机器一小时能印7万份,大清的手工印制方法,印7万份共需2800名工人。如果让一台机器干了2800名工人的活儿,那工人就得下岗。如果每名工人背后都是八口之家,那会剥夺多少人的生计,砸掉多少人的饭碗?看样子,英夷是狼子野心,想用机器来搞乱大清,坐收渔翁之利。
刘锡鸿还严于律他,主动监督使团主要领导郭嵩焘,经常对他拉拉袖子,咬咬耳朵,提提醒。但郭嵩焘不听招呼,不理劝告,我行我素,与洋人打成一片。刘锡鸿每天记录郭嵩焘崇洋媚外之表现,卖国害国之罪行,仔细分析原因,认真深挖根源,定期向有关部门汇报。
据刘锡鸿反映,郭嵩焘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其一,丧失气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英国军官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其被糖衣炮弹打倒了,应该“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其二,崇洋媚外。参加音乐会时,郭嵩焘效仿洋人,翻阅音乐单,刘锡鸿认为此乃汉奸之举动,大不应该。其三,有辱国体。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郭嵩焘之举大失国体。结果,郭嵩焘归国之后,被一撸到底,撤掉一切职务,直至去世,再也没有复出。
温故而知新。像刘锡鸿之类的“爱国者”,当时看来,确实是为大清着想;今天来看,却是不择不扣的“误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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