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对“
太后下嫁之说
”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有清史学家在《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假，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而后仍不断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者有人认为虽无下嫁之名，却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说到底还是证据不足，以及各人解读也有所不同。如果孝庄确实曾经下嫁多尔衮为妻，无论是自愿下嫁给多尔衮，或者是出于笼络多尔衮，都难以出现多尔衮尸骨未寒就遭陷害清算的结局。因为批倒批臭多尔衮，对于孝庄和顺治的名誉都大有损害，相反，继续维护多尔衮的名声，才是孝庄和顺治最好的选择。
野史中所载的大婚恩诏，显然为文学笔法，系好事者杜撰，不足为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年间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佐证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至今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也难以为据。
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信史。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然称“皇父”，肯定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也就是顺治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高被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合适，“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1647年)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直到多尔衮病逝，清廷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8年)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
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持下嫁之说者，多举清人蒋良骐《东华录》所载当初给多尔衮定罪时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语，认为实属暧昧，有秽乱宫廷之嫌。然而这句话的上下原文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说多尔衮曾亲到皇宫内院向人发牢骚，称太宗皇太极得位不正，自然顺治继位亦不正，以此要挟顺治小皇帝，这是多尔衮的一条重要罪状。
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指责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一条，已非事实)，“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只是指出多尔衮说太宗得位不正的地点和对象，将其单独抽出作为多尔衮曾秽乱宫廷甚至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说服力。
太后下嫁之说流传甚广，但在清代档案和史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有人认为是因为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此事不光彩，就销毁了有关档案，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很牵强，因为我们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
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且诏告天下，那自然也会颁诏给朝鲜，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
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对清朝抱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员告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除销毁之举。
总而言之，“太后下嫁”这桩疑案虽广为流传，却没有任何的证据。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即使贵为国母皇太后，也免不了流言非议。孝庄九泉有知，她会做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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