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查获了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伪灾舞弊，折收监粮、肆意侵吞的大案，一些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大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1余万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后人又称“甘肃米案”。震动全国，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在贪腐成风的乾隆时代，王?望无论从官级还是贪腐数额都绝对排不上前列。但他首创的群体贪污，却让乾隆大伤脑筋，进而修改法律，他也因此名垂“贪”史。
王?望是江苏巡抚王师的儿子，王师是
清朝
树立的清官模范，但家里银两还是有的。王师给儿子王?望捐了个官，王?望连科举考试都不用，直接当了县令。王?望调任甘肃后，搞起了“捐监冒赈”的勾当。所谓“捐监”，就是为解决粮食欠收问题，官府允许一些人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王?望把粮食折成银两，进行“监生”资格拍卖。他向朝廷谎报旱情，编造说把“监粮”用来赈灾了。实际上，他把捐纳的银两全部私分，从总督到州县官员人人有份。从此，甘肃省有一多半大小官员，参与了“捐监冒赈”的贪污侵吞活动。
下面官员为了获得更多的好处，拼命给王?望送银子、送礼。这一切，乾隆都被蒙在鼓里，还升王?望为浙江巡抚。直到有人反映地方官员在浙江海塘工程中弄虚作假，中饱私囊，才引起乾隆的怀疑。不久，乾隆又从来自甘肃的奏报中得知当地并无旱灾。乾隆马上派官员去浙江对王?望进行严审，王?望只好招认。
当初乾隆把他从浙江调至甘肃任藩司，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他爹王师是朝廷功臣，用这人的后代比较放心;二是王?望捐资当了官，就算是朝廷的精英。
王?望是在甘肃藩司任上出的事。因考虑到官员队伍以及有钱有势阶层有个悖论：他们血统好，条件优，但儿女读书总是不行，若完全实行科举一刀切，他们的子弟有被挤出“精英阶层”的危险。所以，清政府从顺治六年开始制定了捐监政策，即“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这是说，向地方、向国家贡献若干石粮食，就可以等同秀才资格，从而可去参加科考。当然，还可再捐粮食，直接授官，王?望就是这样当的官。
问题是这个政策实行之后，弊病丛生，一是官家与商家嫌买粮食麻烦，直接折算成银两了，使捐监粮以做国家储备粮的初衷落了空;二是，大家都不愿做亏本生意，买官花了小钱，那就得卖官赚大钱。乾隆隐隐有个感觉：赚了这些人一些碎银子，可能会因此坍塌自己的好江山，他觉得划不来，所以在乾隆三十一年，这个捐监政策被取消了。
捐监叫停，对其他地方没有多大影响，但对甘肃这个贫困地区影响颇大。甘肃十年九旱，一旦灾荒了，如果没有国家储备粮，那可不得了，所以乾隆三十九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向乾隆打了个报告，要求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组织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最后决定给甘肃一省开个口子，重新实施捐监政策。强调：“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核心政策是，只准捐纳粮食，不准折成银两。
王?望来到了甘肃，把上下官员全部纳进了自己的笼子里，要大家一起腐败。大家都拿好处，为了拿着方便，王?望有个制度创新，他首创“坐省长随”——要求各县各府都在省城建立办事处，“令设各州县坐省长随，遇有需索，即令人向坐省长随通知，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有什么需索呢?就是甘肃大小官员一旦有需要钱物时，就通知办事处，办事处再通知州县送钱来。
王?望这样干着，到任半年，他向乾隆汇报工作，说已有19017人捐监，捐纳粮食80万石，三年后，共有捐监生15万，收到监粮600万石。这么多的粮食得有储备库，得国家拨款啊。于是，大笔银子支付也来了。王?望政绩如此突出，必须得到提拔，所以，乾隆将他他调任浙江任巡抚。
按照乾隆自制的法律，“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如果有法必依，那么甘肃全省官员都得处死，如何为他们洗脱罪名呢？乾隆专就此案修改法律：两万两以上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万两以上，二万两以下，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万两以下者，再议!为了解决安稳甘肃，乾隆对腐败的立案标准一下子从贪腐一千两银子提高到一万两!
照这司法解释，相关部门把名单报上来，乾隆吓了一跳，该判死刑的还是太多。乾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颁布谕旨：贪污二万两以上者，如果以前有朝廷嘉奖可免死。这一令策出台后，挽救了大批官员，最后只有52名被处死刑，被发配、被抄家者1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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