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说满语还是汉语

　　谁是当今中国荧幕出镜率最高的少数民族？毫无疑问是满族。除了长期占据电视屏幕的列祖列宗，1990年代后大量冒出的爱新觉罗后裔，也足以让不屑、骄傲、忧伤等多种情绪在他们心中同时翻涌。不过，与母语的疏离不免让他们略感尴尬——满语作为一门基本失去交流作用的死语言，除黑龙江个别地区外，现在绝大多数满族人都对其非常陌生。

　　一种流传于互联网多年的说法或许会给他们少许安慰——乾隆之后的旗人已全盘汉化，连皇帝自己都不太讲满语了。这在末代皇帝溥仪身上似乎得到了证实。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道：“我的学业成绩最糟的，要数我的满文。学了许多年，只学了一个字，这就是每当满族大臣……跪在地上用满族语说了照例一句请安的话之后，我必须回答的那个：‘伊立(起来)!’”

　　溥仪英文练习册

　　溥仪是不是代表了列祖列宗的水平？

清朝皇帝

　　清朝皇帝会不会满语？

　　上述说法并不符合清朝皇子教育模式。据《清宫上书房和皇子读书》，满清皇子、皇孙们每日寅时(凌晨3-5点)到上书房，虽严寒酷暑不辍，先学习满洲、蒙古文字等，然后学习汉文。师傅往往在卯时(5-7点)教课，一般到午时方散，甚至会到未正二刻或申时。

　　不光如此，皇子们的假期也少得可怜，据郭松义先生《清代皇子的教养和分封》，清朝皇子们每年只有元旦、端午、中秋、皇帝“万寿”和本人生日可以免去课读，除夕提前散学，再无其他假日。

　　上课的严格程度也令人咋舌：“读书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仍须师傅准去始去”。读书空隙也可讲书或讨论掌故，但“不准常至下屋及出院闲走”，“应罚书、罚字惟师傅命是听，亦有罚下榻立读者”。皇子的侍候人役只准“在窗外或明间听差”。各处太监也“无敢在窗外行走者”，否则便要受到“惩办”。

　　此外，皇子典学并无年龄限制。有些皇子“虽婚娶封爵”，仍然得去上书房“读书不辍”。这样系统的教育下，课表中安排的满、蒙、汉三种语言，皇帝自然通晓。尤其是作为“国语”的满语，历任皇帝都尤为重视。

　　一直到清末，皇族的课程也没有改变，满语水平自然差不到哪里去。例如同治帝的汉文老师翁同?就曾留下记录，同治“午初来，满书甚好，而汉书则有毫无神采，且多嘻笑，真是无可如何，申初多退。”

　　同为翁同?学生的光绪帝也不例外，光绪即位的第二年，翁同?写道：“……臣?引袖书四字讫，伯王等以清字条子授，一字。上略观即应声曰阿，满洲字头第一字。”

　　不太懂满语的皇族也有。典型就是慈禧太后，光绪朝曾下旨要求内外奏章凡只用满文的皆改为满汉对照，可见慈禧的满文水平不足以阅读奏折，大概只能批复“Elhe(安)”之类的固定公文用语。既然满语学习的传统一直未断，为何溥仪的满文这么差？

　　溥仪毕竟只做了三年真皇帝，帝制风雨飘摇之际，他所接受的教育自然与列祖列宗有很大差距。况且，虽是历任皇帝中母语最差的一位，但他自陈“连字母也没学会”也不是事实——上文溥仪的英文练习册照片清楚显示，他曾用满文字母标记英文单词读音，类似汉族学生给bus注音为“爸死”。

　　王庆祥在《溥仪交往录》中也描述过末代皇帝的满文水平：“起初溥仪的满文成绩较差，随着年岁渐长也不断进步，逐渐不但能用满文说日常用语，而且还能写得不坏了。经过大约4年多的学习，溥仪已能阅读《圣谕广训》、《满洲孝经》等满文书籍了。”

　　值得一提的是，溥仪刻意贬低自己的满文水平，除了清朝灭亡后的社会压力外，也可能因为他确实不喜欢母语。满文教师伊克坦去世后，他甚至宣布“以后要把英文作为满清宫廷的第二语言”，从根本上改变宫廷内部的语言政策。

　　清朝皇帝的汉语水平如何？

　　满文没问题，那皇帝的汉语水平又如何？在写诗数量超过全唐诗的乾隆之前，帝王们到底对汉语熟不熟悉？

　　一般来说，对一门语言的掌握程度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口头上的无障碍交流;二是语言熟练度达到同时代知识分子平均水平。清初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没有迈过基本的语言门槛，日本学者平田昌司在《清代鸿胪寺正音考》引用藤本幸夫的研究，指出努尔哈赤跟通汉语的朝鲜俘虏谈话时全靠汉语翻译。

　　太宗皇太极时满人开始启用汉官，但汉族大臣日常对太宗奏事交流，如用汉语表达，太宗理解起来依然非常困难。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就言明了这一点，其中说道：“臣又想六部汉官开口就推说不会金话……汗之左右，亦该常存两个好通事，若有汉官进见，以便问难，觇其才调。不然同于木石，何以知他好歹……”

　　由此可见彼时皇太极的汉语能力是极为有限的，需要依靠翻译(通事)才能与不通“金话”(即满语)的汉官交流。

　　直到清世祖顺治，皇帝渐习汉俗，才基本实现与汉族大臣口头无障碍交流。顺治不但能使用汉语，而且对汉语本身也有一定了解——《弘觉?禅师北游集》一书中，说到禅师见到顺治时的一段对话：“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上曰：‘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盖凡遇入声字眼，皆翻作平上去声耳。’……”

　　可见，顺治皇帝不但能看出诗韵和曲韵的不同，并且知晓北京话当时入声已经消失。其汉语水平和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已不能同日而语。事实上，顺治皇帝语言能力相当出众：当时许多大臣只懂自己的母语，顺治帝召见大臣时，只好见机行事，见满臣说满语，见汉臣说汉语，见蒙古人说蒙古语。

　　遗憾的是，顺治汉语书面阅读能力仍然不强，《顺治实录》记载“皇上博览群书。内院诸臣、翻译不给。”爱读书到了翻译跟不上的程度，可见离开满文辅助皇帝读书尚不顺。负责翻译工作的“启心郎 (mujilen bahabukū)”职称还是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到了康熙，皇族教育模式逐渐成熟，已经是二代移民的康熙皇帝汉语水平才开始突飞猛进。《庭训格言》记载，康熙“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叫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与其父祖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康熙早期的满大臣，无论在公务还是生活中，大多数还是以满语为主要语言的。如上面这幅康熙时期的画像，左侧题字亦是只有满文

　　伴随皇帝和旗人汉语水平的提高。专业翻译启心郎们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顺治十五年裁撤各部院启心郎，康熙十二年裁撤宗人府内启心郎。康熙以后的清朝历代皇帝汉语水平都相当好。

　　清朝皇帝怎么看待满语？

　　皇帝们汉语越来越好的同时，他们时刻也没放松满语。满人建国日久，母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缩减，不少旗人开始汉化，自然引起朝廷警惕。从清中期开始，旗人御前奏事、请安、谢恩、报履历按照规定必须使用满语——这一制度也一直维持到了清末。

　　普通旗人官员侍卫尚且如此，宗室王公的要求则更加严格。自乾隆起，宗室袭爵都需要“考封”——有爵位的宗室除了继承者以外，其他兄弟都要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决定他们能继承什么爵位。考试内容主要是翻译、马箭、步箭，翻译即为满文。所以到了清末，可能反而是有爵位的宗室旗人满文水平好于其他人等。

　　对于学不好满语的旗人，皇帝往往会直接批评，如顺治帝就撂过“年久无成者，决不轻贷”的狠话。顺治十一年，下令旗人不准学习汉文原版著作，只许看满文翻译本。康熙同样居安思危，他曾对侍臣说：“此时满洲，朕不虚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竞忘满语，亦未可知。雍正也批评侍卫“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甚属不合”。

　　康熙四十七年翻译的《金瓶梅》

　　可能最令人意外的是，著名的汉语爱好者乾隆却在维护母语上表现的最为强硬，甚至停办了宗学汉语。为强调满语的重要性，他发布过多条谕旨，如乾隆四年要求各部院不准偷懒，档册中满汉文都必须写全，乾隆七年时又说：“满洲人等……凡遇行走齐集处，大臣、侍卫、官员，以及兵丁，俱著清语。”

　　乾隆以后这一态度仍得以延续。嘉庆五年的上谕要求“各省驻防人等若专务此而废弃清语骑射，即停止此例，不准考试。”道光也曾下旨“清语、骑射系满洲根本，人各应习。各省驻防人等原由京城分拨满洲，非绿营可比，亦应一体学习清语。”咸丰二年，又有“八旗人员骑射、清文是其本务，即使于清文义理不能精通，亦岂有不晓清语、不识清字，遂得自命为旗人之理?”的训诫。

　　光绪也曾经做过把不会满语满文的旗人大臣罢职撵回去读书这种事。据《光绪朝实录》记载，光绪二十年正月，德宗上谕：“本日召见委散秩大臣兴泰，奏对谢恩，清语甚属生疏。经朕询问，据称未经学习清语。兴泰著开去委散秩大臣，回旗读书。”可见直至清末，皇帝对于满语的使用还是一样有严格要求的。

　　除了面见皇帝时规定必须使用满语以外，清宫中还有一些场合如堂子祭祀时，萨满也必须说满语。清末时皇帝与侍卫的对话，有些也为满语。如苏勋丞在口述历史《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中，就言及光绪用满语指挥侍卫快点走：“……30里路，一个钟头跑到，把跟随的兵士跑得汗如雨淌，光绪还嫌不快，手拍轿窗，一个劲地催：‘加步!加步!伊里加步!’”(即满语 yabu, yabu, ili yabu——“走!走!停，走!”之意)

　　许多政府公文也要使用满文书写，如奏折、上谕和各部档册。条约也多数以满文为准——早期如尼布楚条约，原本没有汉文，只有满文、拉丁文和俄文的版本，到清末时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原文也一样注明了以满文本为准的字样。直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才彻底没有了满文的位置。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因为

慈禧太后

　　尼布楚条约满文本原文书影。此处意为：“……也依此写成中国之文本(注：此处意为满文本)、俄国之文本、拉丁文本，刻于两国边界处石碑上，作为永久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