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形容驻防八旗在地方有“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却让人不知不觉，这是满族统治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手段日趋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今人们多认为八旗入关后作用越来越微弱，其实这是清廷制造的烟雾，是他们刻意要达到的效果。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蒙元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统一中央王朝，但它对中国的统治时间，比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要长得多，统治了近300年之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
清军入关时兵数仅20万余，连同眷属并奴仆最多百万，进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后，却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效平定汉族等各民族、各种政治势力的反抗，建立起对全国持久而稳固的统治，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谜，是令历史学家倍感兴趣并希图解开的一个历史之谜。
但在中国人乃至中国的学者看来，将这渲染成“历史之谜”，却未免有些过甚其词、大惊小怪。因为事实似乎很明了，清朝能统治几百年的天下，那是因为他们“汉化”了，“汉化”使他们继承了汉唐宋明等中国王朝的一整套统治制度，这是他们得以稳固江山的基础。
清朝的统治特点，是沿袭明而不同于明，正是这些不同于明之处，造成清朝统治得以成功的诸多特征，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
八旗制度
。清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一再强调“八旗为我朝根本”，极言这一制度对他们统治的重要性。本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本”，就不可能长久地坐拥江山。而八旗制度与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共存亡，恰是清朝统治者未曾被完全“汉化”的证明。可惜的是我国的清史学界迄今为止对此仍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在国家纂修清史的巨大工程中，竟然没有为“八旗制度”留下一席之地，在大量的专述典章制度的“志”中，竟然不列“八旗志”。
八旗劲旅：“打江山”的根本
从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的1616年算起，到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个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统一各部、开国奠基、攻占辽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基业，所用时间之短、崛起速度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对此，有人说道是女真(后来的满洲)人的骁勇善战。殊不知骁勇善战的北方诸民族，呼啸驰骋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满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一场叱咤风云的、有声有色的活剧?这除了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之外，还需要的就是组织。正如同金代女真不仅有完颜阿骨打，还有“猛安谋克”制，后起的努尔哈赤能够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骑射技艺，更重要的是八旗，这个后来成为清代制度的组织。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满语(niru)，本义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十人围猎群体。公元1601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首次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统管，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再次对牛录组织进行改造，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自此满洲八旗建立。
八旗是牛录组织的扩大，也继承了牛录的组织特点，首先是民兵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其次是军政一体，有事抽调，无事归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作战时绝无粮饷军器之运转，军卒皆能自备而行，这是八旗劲旅行军作战骁勇神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皇太极登基后，在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从此八旗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之分。从此擅长突骑野战的八旗蒙古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汉军八旗，对于原来只轻骑兵、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也有莫大帮助。但八旗仍旧是八旗，权力始终集中在满洲贝勒手中，是绝不可落入旁人手中的。
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以一当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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