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古代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王朝，与西汉合称“汉朝”。由汉世祖光武帝刘秀建立，光武帝在平定天下后，非常重视生产与民生的恢复与发展，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恢复，在籍人口与垦田数目也有大幅增加，史称“光武中兴”。又历经汉明帝、汉章帝两位贤君三十多年的治理，东汉王朝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番邦纷纷纳贡称臣，民众安居乐业，社稷四海承平。然而，“帝王多病、君位不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东汉王朝，自中期的和帝起，皇帝多数夭折，继任者又多在幼年，根本没有实际执政的能力，只得依靠自己的母后临朝摄政、总揽全局。《后汉书?皇后纪》中有此评论：“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摄政的太后不遗余力地扶植自己的父兄及其党羽，也就形成我们后世所说的“外戚势力”。另一方面，皇帝自幼长于深宫，势单力孤，生活起居均由宦官照管，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人莫过于宦官。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其本该拥有的政治权力，解除外戚的威胁，自然而然地就会依靠自小为伴、关系密切的宦官群体，这也就是“宦官势力”形成的起因。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加之，原有的士族势力（即官僚、儒生集团），此三者共同成为主导东汉中后期政治走向的三大势力集群。由于汉帝在位时间很短，伴随着君位的更迭，外戚、宦官和士族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政治斗争不断升级，时而兵戎相见。汉灵帝即位之后，国家政治腐败，天下旱灾、水灾、蝗灾等灾祸泛滥，四处怨声载道，百姓民不聊生，最终酿成了“黄巾之乱”（184年-192年），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也以写意的手法描绘
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
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东汉朝廷调集重兵才将这场千古罕有的变乱镇压下去，但“黄巾之乱”却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腐朽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风雨飘摇。灵帝出于对中央政权内外形势的担忧，于中平五年八月（188年），在国都洛阳招募壮丁组建了一支新军，借此分散外戚大将军何进的兵权，抑制外戚势力。新军统帅部共设八校尉，因统帅部位于西园，史称“西园八校尉”，此八校尉中就有曹操与袁绍二人，分别担任“典军校尉”与“中军校尉”的职务，而深得灵帝信任的宦官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总领新军。宦官势力的极具上升引起了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士族集团的强烈不满，并在灵帝去世后，主动发动了针对蹇硕的刺杀行动，拥立少帝刘辩，并招西凉董卓率外兵进驻洛阳作为援应。后来，何进也在这场宦官与外戚的争斗中被张让等“十常侍”所杀。危难之时，袁绍接管八校尉，杀尽宦官，但是终不能与董卓的西凉兵马相抗衡，反遭后者的排挤，只得与曹操等人出奔山东。190年，刚刚平定了“黄巾之乱”（余波未尽）与“十常侍之乱”的东汉王朝又遭“董卓之乱”，中央大权逐步落入董卓等权臣之手，而其他在外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私人武装，占据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入主中央的董卓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自封为相国，此举招致以袁绍和曹操为首的山东群雄的联合讨伐，这也是《三国演义》中“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庶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
”故事的由来。由于山东诸侯间各自出于私利、并无实意勤王，因此“反董联盟”很快就瓦解了。此后，山东诸侯转而自相争权夺利、互相兼并，长期的战争造成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董卓集团也因内讧而出现分裂，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董卓的亲信吕布共同密谋诛杀董卓，董卓的余部之间也相互攻伐，竟然出现了“彼劫天子，我劫公卿”的闹剧，皇权威信由此沦丧，中央集权荡然无存，中国也渐渐步入军阀混战的后汉三国时代。当时的地方割据势力遍布全国各地，主要有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扬、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十余家。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袁绍凭借袁氏一族广泛的人脉与“四世三公”的影响力，夺取了冀州，自领冀州牧，后又接连吞并了青州、并州等地。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盘踞幽州的公孙瓒，雄霸青、幽、冀、并四州，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趁关中大乱之机，将汉献帝迎入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并以此广招天下贤能猛士，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并将其消灭。接着又消灭了徐州吕布一党，同时利用张扬部内讧的机会取得了张治下的河内郡。自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俗话说得好：“时势造英雄”。东汉末年，面对“黄巾之乱”，东汉中央政权下放军政权力至州郡地方，固然使得黄巾军的势力无法快速地蔓延至全国，减缓了东汉王朝的覆亡，但是却留下了“地方轻视中央、扩张割据势力”的隐患。“十常侍之乱”致使原来掌控中央政权的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同归于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同时引入西凉董卓的外镇兵马，催生了“董卓之乱”。当是时，在中央，董卓及其部属独断专权，肆意废立，使得皇权威信扫地，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在地方，伴随着君权的衰弱，各地方势力摆脱了中央的控制而独立发展并不断做大，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外镇势力，直接威胁东汉的中央政权。也正是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这三场接踵而来的军政变乱，给了曹操和袁绍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借助天下大乱、皇权暗淡的时机，或打出“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旗号，或依仗家族旧有影响，迅速发展，连续扩张，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随着地方势力的做大，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已然土崩瓦解，中央政权变得名存实亡，只能等待着历史给与它最终的决判。正如清代毛宗岗先生所言：“乱汉者，宦竖也。亡汉者，外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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