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宦官当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大将军何进谋诛阉宦不成反为所害，而何进所
清心寡欲，约己爱民
召的并州牧董卓（还兼有前将军、?乡侯的官职和封号）已经在进军洛阳的途中，同时董卓受何进密令又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臣辄鸣钟鼓如洛阳，即讨让等。”欲以胁迫太后诛宦官，但董卓未至而何进已死。当时洛阳大乱，袁术、袁绍兄弟于是率军攻击皇宫，中常侍段硅等劫帝走小平津，董卓遂率其部众于北芒迎汉帝还宫。之后董卓当权暴虐不仁，又为吕布、王允等人设计诛杀。可惜王允为人过于刚直，当时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就是没有马上赦免董卓那一大批手握兵权的部下，董卓部下校尉李催、郭汜、张济等拥兵屯于陕，在一段时间后还没有听到赦免的消息，又接着有谣传说洛阳中人要诛灭所有凉州的董卓所部官吏，因此大家都一片惶恐不安，众人纷纷准备解甲逃亡，在这个时候，贾诩粉墨登场了。
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时并不出名，唯有汉阳阎忠异之，谓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阎忠此人也是一代名士，而且可以说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 ----罗贯中
颇有政治远见。他是少数几个明白东汉皇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人之一，曾经劝说名将车骑将军皇甫嵩起兵推翻东汉皇朝，皇甫嵩不从，忠乃亡去。后《英雄记》有曰：“凉州贼王国等起兵，共劫忠为主，统三十六部，号车骑将军，忠感慨发病而死。”贾诩初时察孝廉为郎，因疾病辞官，西还至?，道上遇见氐人（游牧民族），和同行的数十人皆为他们所抓，贾诩便骗他们说：“我段公外甥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当时的太尉段，因为久为镇边大将，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称是段的外甥吓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还与他盟誓后送他回去，其余的人却都遇害了。史称贾诩此举是“权以济事，咸此类也”，这个“权”字，用得颇为妥帖，因为贾诩的确是这样一个人。
就在董卓所部的李催、郭汜、张济等人打算散伙的时候，贾诩阻止了他们。他的理由是：“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也是董卓所部的官吏，记载说“董卓之入洛阳，诩以太尉掾为平津都尉，迁讨虏校尉。卓婿中郎将牛辅屯陕，诩在辅军，卓败，辅又死”，所以他此举也是为自己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打算，因为李、郭等人本就是马贼及军人出身，未必是一个亭长可以捉拿的。
他此举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李、郭等人“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十日城陷，与布战城中，布败走。催等放兵劫掠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藉。诛杀卓者，尸王允于市，催、汜入长安城，屯南宫掖门，杀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吏民死者不可胜数”，汉献帝被李、郭等所挟，而关东豪杰乘动乱之机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城掠地行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此以前，各地诸侯还不敢太明目张胆地进行此类举动。正是贾诩的这个建议，使东汉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
此后，关中又因为李、郭等人的争权夺利，伤亡巨大，极大地破坏了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三国志》云：
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指李、郭入洛阳前），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又有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李、郭等四人对关中荼毒之烈，追本溯源实出自于贾诩这一言之谋，故而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评曰：
臣松之以为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看当时的情况，王允为人正直有干才，朝中尚有皇甫嵩、朱俊等名将，关中精兵数万，而宦官已除，即使不能复振汉朝，一时安定还是可以的，所以裴松之有“元恶既枭，天地始开”一说。因此就这样的情形而言，说贾诩这一言导致“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不为过，而“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个评价也是很中肯的。
正是因为这次动乱，汉中央政府的政令开始不行天下，天子和朝廷威信全无，再无崛起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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