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缘起是看到网上流传甚广的《还曹操残忍凶暴的本来面目》一文中对于曹魏恢复肉刑之议的错误看法[1]。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对汉文帝废肉刑的评论，为曹魏复肉刑之论的背景；第二部分是曹魏复肉刑的讨论状况；第三部分是曹魏复肉刑之论在两晋南北朝的延续；第四部分为汉魏晋间肉刑废而复起原因的分析，最后附尾声：肉刑在唐朝的成功废除。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汉书》《三国志》《晋书》，少部分出于《后汉书》《旧唐书》及其他材料，对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第七册有所参照。萧让对本文的总体架构和写法上提出了重要意见，特此感谢。
（一）事与愿违---论汉文帝废肉刑
所谓肉刑是对犯人切断其肢体或割裂其肌肤之刑，主要包括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四种，起源于
四白发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气卷长江。宁可断头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将，天下更无双。
“杀人者死，伤人者创”的原始同态复仇论。至夏商周成为国家常刑，有三典五刑[2]之说，秦及汉初相沿不改。汉文帝时，名医淳于意犯罪当受刑，其女缇萦上书文帝自请没为官婢以赎父罪，书中有几句是“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文帝览后深为震动，下诏废除肉刑，改用笞刑代替，这就是著名的“缇萦救父”的故事。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几个顶尖的治平之主之一，其废除残酷的肉刑的初衷，自然是要“轻刑”，但其结果却只能用“事与愿违”来形容。
废除肉刑的具体措施为：“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
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原先只是伤残肢体的“刖”右足在废除肉刑后改成了死罪，这样的刑罚实际是不轻反重；用以代替割鼻和斩左足的的笞，实行起来也往往不亚于死罪，当时行“笞”是用大竹块，而且不是打臀部肉厚的地方而是打背[3]，通常犯人还没有挨到一两百下，就给打死了。这种改革的直接结果是，西汉由每年“绝狱四百”变成“所杀岁以万计”[4]。班固批评这种情况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5]，政论家崔?也指出“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6]陈纪认为这是“名轻而实重”，认为“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7]袁宏也认为“今不忍刻截之惨，而安剿绝之悲”[8]。
由于“笞”刑横死者太多，到了汉景帝即位后，只好把打五百改成三百，打三百改成二百，在五年后再进一步各减一百，并且对施刑过程加以种种规范，限定刑具的规格，行刑部位，以及规定行刑者不得换人（越打越累，自然越打越轻）[9]，才使问题得以缓解。但对原为肉刑者入于死刑的情况并没有解决，而且这样又有新的弊端，除了死刑之外，任何犯罪行为最多不过打一两百板，这一处理根本达不到惩罚罪犯和警戒后来者的效果，结果是犯罪者越来越多，班固对此指出“生刑又轻，民易犯之”，东汉政论家仲长统也批评道“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於人。髡钳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10]
（二）曹魏四次复肉刑之议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建安十八年，时魏国初建，曹操下令众人评议此事[11]，主要支持者为陈群，钟繇，反对者为王修和王朗，陈群除了重申陈纪之论以为废除肉刑是“名轻而实重”外，强调了杀人者死，伤人者创的古义，以为“杀人偿死，合於古制；至於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发，非其理也。”[12]钟繇的意见，史书略去，只言执论同于陈群，大概主要论述与陈群无异。反对者的观点以王修为代表，以为“以为时未可行”[13]。曹操“深善繇、群言”，但“军事未罢，顾众议”，又觉得“难以幌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于是乃定甲子科，犯馑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14]
第二次辩论发生在魏文帝黄初元年，为当时主管刑狱的钟繇倡议，正反双方辩论未定，战事发生，此事再次被搁置，没有留下双方任何辩论资料[15]
第三次论战发生在魏明帝太和年间，依然为钟繇倡议[16]。这是曹魏四次讨论最深入的一次，辩论双方的观点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钟繇提出废除肉刑入于死罪的（刖右足者），应该还是照肉刑处理，“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这样可以“岁生三千人”[17]。王朗以为这种做法虽有轻刑之实，却难免酷烈之名，实施起来在固然有“起偃为竖，化尸为人”之效，但将导致吴蜀谣言流传，以此为酷烈，恐怕“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非所以远来人也”。他提出的方案是不提出恢复肉刑，但“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这样可以做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刖易馑骇耳之声”。[18]钟繇和王朗的看法，大原则上并无两样。但钟繇考虑的，主在“实”；王朗考虑的，则主在“名”。在将原应刖右足却被改为死罪者还是用重新刖处理上，两者是一致的，但王朗反对采“复肉刑”之名而主张采取“减死”的形式，以避免酷烈之声流播于敌国。“议者百馀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寝。”[19]
第四次辩论发生在魏废帝曹芳正始年间，“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卒不能决”[20]。流传下来的资料有这四人的《肉刑论》[21]，文多浮词，实际意义不大，这里不予专门讨论
（三）曹魏复肉刑之争在两晋的延续[22]
晋因魏制，在刑律上相沿不改，同时也继承了对于恢复肉刑的争论，两晋这种讨论前后有三次。
晋武帝时，廷尉（掌刑狱）刘颂上书武帝请复肉刑，他以为肉刑“残体为戳，终身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这样“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刘颂在恢复肉刑的理论上又有所发展，前代主张恢复肉刑者主要从汉文帝废肉刑的弊端出发，指出废肉刑是“名轻而实重”，“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而刘颂从正面论述了采取肉刑的必要，将其提到了塞除恶源的高度，进一步增加了其说服力。
东晋元帝时期，“（卫）展为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凋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义也。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80之化。’诏内外通议”，引发了新一轮的辩论。此次辩论的规模之大，为魏晋间所仅见，支持者包括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反对者为尚书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支持恢复肉刑者主要重申班固之论，认为汉文帝废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纵于上，死刑怨于下，轻重失当，故刑政不中也”。他们结合当时实际指出，“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本罪不至死，当受肉刑，现在却废除肉刑而代之以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于此，岁以巨计”，以为这实际是“惑其名而不练其实，恶其生而趣其死”。反对者也承认废除肉刑是造成事实上的刑律偏重，但认为乱世当用重典，而“肉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只有等到“圣化渐著，兆庶易威之日”，才能缓缓施行。现今朝廷草创，民心思乱，“截头绞颈，尚不能禁，而乃更断足劓鼻，轻其刑罚，使欲为恶者轻犯宽刑，蹈罪更众”，因此恢复肉刑会使“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以杀止杀”。这次复肉刑之论主复派占到了绝对的上风，不仅从舆论上得到了当时诸多名臣如王导庾亮的支持，理论上主复派也完全压倒了反对派，反对派的论证是完全以承认恢复肉刑的正面意义（轻刑）为前提的。这等于已经接受了主复派主要观点，只是反对立即推行而已。元帝自己也赞同王导等人恢复肉刑之议，但当时真正掌握实权的王敦再次以“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为由否决了这一提议，“名”的问题再次压倒了“实”。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支持者以蔡廓为首，反对者则以孔琳为首。这次讨论范围较小，而且双方执论皆为重申前人见解，没有新的创见，不特别叙说。
总的来说，终两晋之世，主复派在辩论中所占优势较曹魏时更为明显，所以虽然出于“名”的考虑统治者往往将全面恢复肉刑之制的动议搁置，在实施中却逐渐恢复了肉刑的法定地位。晋律规定：“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泰始四年，又定黥刖之制。至南北朝，关于肉刑的争论基本停止，肉刑普遍恢复。
（四）汉晋之间肉刑废而复起的原因
作为一种残酷的身体刑法，肉刑的废除给人的感觉是完全符合天意民情的，或者按照历史教材的口径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历史的发�狗较虻摹保赴倌晔奔淅铮庖桓母锊欢鲜艿郊ヒ椋钪辗⒄沟侥媳背率瞪系娜婊指慈庑蹋湓虿荒懿灰鹑嗣堑姆此肌�
汉初的刑罚制度，其主体是由肉刑和死刑组成的“五刑”。至于“笞”刑，则只是一种辅助刑，主要意义不在于惩罚而在于劝戒，所谓“扑作教刑”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也只施用于犯有小过失者，秦制，喂养耕牛为一里之末，笞三十；征发徭役时不来报道，笞五十；筑城速度最慢，笞一百[23]。汉初承秦制，量刑大约也相差不多。所以〈唐律疏议〉称笞刑为“人有小愆，法须惩诫，故加捶挞以耻之”。汉文帝要废除肉刑改用笞刑，其意思不言自明，自然是要重教轻刑。但这说来容易，具体实施起来却很不合理，比如一个人伤人至残，你只用棍子“教化”他两下了事，这样的处理方法未免过轻。而且论犯法有轻有重，轻如养牛不好，重如伤人至残，总得在量刑上体现出轻重来。想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何汉文帝一方面要轻刑，另一方面制订出来的行笞次数往往却能把人打死：既然筑城最慢这样的都要打一百，那么盗窃自然应该比这多；伤人至残又该更多。这样一合计，出来个三百五百的板子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回头来看这段历史，造成弊端的关键不在于废除了一种残酷的刑罚，而在于废除了国家刑罚体系的中间部分，只留下顶上的死刑和底部的笞刑，死刑和笞刑轻重相差过于悬殊，由此造成对犯罪事实的量刑困难，对于中等程度的犯罪，归于死刑则太重（刖右足之属），归于笞刑又太轻。为了解决这种困难，只好用人为加重笞刑的惩罚来体现这种差别，把笞的次数搞到三五百，这样最终造成了名轻实重。
或者可以打个比方，现在有刑事拘留，有有期徒刑，有死刑。后来如果因为某条理由把有期徒刑废除了，只留下刑事拘留和死刑。不可避免的趋势是，原来的有期徒刑会有一部分会归入死刑处理。同时，刑事拘留的期限会被一再延长，成为事实上的徒刑。
到了汉景帝，为了解决板子打死犯人过多的问题，把板子从三百和五百减轻到一百和两百，又规定只能笞臀不能笞背，甚至限制行笞者不能换人（越打越累，自然越打越轻）。这样的做法，表面上是成功的修正了汉文帝的错误，事实上则是挖肉补疮。犯人是保全了，但汉文帝时还考虑到的不同犯罪量刑上的轻重差别也给消灭了。除了死刑之外，其他的犯罪都不过和筑城太慢一样挨一两百，老百姓自然不当回事，因此班固在〈汉书〉中称这以后是“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这以后直到南北朝，废除肉刑造成中等刑罚缺失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以至于很多人只好提出退回去再把肉刑恢复起来。综观这一时期的复肉刑之论，一部分人以为废肉刑造成刑法偏重，从轻刑的角度论述复肉刑，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废肉刑造成刑法偏轻，从塞除恶源来论述。看起来是自相矛盾，实际这是中等刑罚缺失只好用重刑或轻刑来代替的两方面表现。对于用重刑来代替的中等刑罚，量刑是偏重；对于用轻刑来代替的，却是偏轻。
这个问题在北朝将“流刑”作为仅次于死刑的常刑时出现了转机。流刑，分为流三千里，两千里，一千里，往往辅以徒刑，这种惩罚相较笞刑重得多，较死罪则为轻，又能够用流放远近的不同来体现量刑的轻重差别，而且不会因为流放距离的增加造成受刑者的死亡，造成名轻实重。
尾声
流刑的普遍使用使肉刑的全面废除成为可能，但这种取代直到唐朝才真正得以实施。而这一实施之先，又有一次恢复肉刑的反复。
唐太宗时，采戴胄、魏徵议复肉刑，“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24]。很快又觉得肉刑残酷于心不忍[25]，对王?萧?陈叔达等谈及，认为当修改，但他们都认为这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后又有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令主事者参此奏章删改律令，以“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代替刖刑。流刑对肉刑的取代作用由此确立，唐以后相沿不改，虽也有少数人如朱熹重倡复肉刑之论，但影响已经远不可与魏晋间相比。
注：
[1]李《还曹操残忍凶暴的本来面目》中关于此事的文字为：“曹操生性残忍……公元213年，曹操在魏国打算在刑事上恢复肉刑。这使人不能不再次考虑他的秉性问题。
真乃檄文如箭......此箭一发，引得多少壮士尸陈沙场，魂归西天。我曹操不受此箭，壮士安能招魂入土
诚然，吕后和武则天都曾将她们的情敌剁手砍脚，但那并不光彩，且有“私刑”性质。吕后时肉刑合法，但自公元167年缇萦救父，汉文帝废止肉刑，已经440过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曹操又要重新使肉刑合法化?当时，由于战事频仍，绝大多数干部反对，曹操才没有推行肉刑。但假若战争结束，曹操真的统一了全国，情况又会怎样呢?各级政府的门外，若到处扔着砍下的手脚，恐怕很难叫做“历史的进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三国历史频道，阅读更多三国故事/历史/人物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