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国奏议文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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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章表》：“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魏初奏议文秉承汉代余绪，以平实为主，不尚华丽，表章如此，奏疏更是如此。曹丕认为“奏议宜雅”，与“诗赋欲丽”不侔，亦对继承汉代奏议渊雅文风有所引导。总体而言，曹魏时期奏议文多关乎时政，平实畅

　　头破血流。不撞南墙不回头。

达。例如，王朗《谏文帝游猎疏》、王肃《谏征蜀疏》、陈群《明帝莅政上疏》、高堂隆《星孛于大辰上疏》、杜恕《请令刺史专民事勿典兵疏》等，皆言之有物，文风质朴。然而，魏晋时代，文学已然自觉，创造美丽，追求新变，是这一时代文学之历史使命。在此情形下，曹魏奏议文亦生发出华彩丽靡的一面，此与曹丕、曹植之文密切相关。

　　曹魏奏议文浮华之风肇始于曹丕上书让禅。关于曹丕禅代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有翔实记载。先是左中郎将李伏上表言符谶，以为禅代合之。曹丕览之，令示外。于是，魏王侍中刘?等、太史丞许芝等、侍中辛毗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轮番奏言符谶事，请以代汉。曹丕下令逐一辞之，反复申述“吾之斯志，岂可夺哉”。接下来，献帝册诏魏王禅代天下，尚书令等、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侍中刘?等又轮番奏请，曹丕又先后十次下令辞禅代、让玺授，同时三度上书让禅。最后，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敢以死请”，曹丕终于下令受禅，曰：“群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亦曷以辞焉?”《文心雕龙•；章表》云：“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曹丕此番让禅表演颇下工夫，可谓繁文缛节，虚词连篇，完全背离其父遗训，为魏代公牍文开启浮华势头。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魏志”云：“魏文之所欲者禅代尔，而符瑞章奏，劝进辞让，前后节目，连篇累牍，存之极无谓，然可以见其辞烦而理寡也”。

　　建安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中心，邺下文人集团创作云蒸霞蔚，彰显文学之自觉。曹丕长于诗赋，虽经历了从文士到皇帝之变化，“好文学”之性情未曾改变，不免为奏议文文采之注入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时下文人趋驰骋才，不仅表现于挥毫公宴，亦见于对扬王庭。《文心雕龙•；章表》云：“琳、?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琳、阮?章表为时人所赞誉，可惜不传于后世。曹植表文代表着这一时期奏议文发展之新变。

　　关于曹植文学创作，历来治文学史者多以曹丕登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段：前期以《白马篇》之类作品为代表，英气勃发；后期则以《赠白马王彪》等诗文为代表，深沉抑郁。我认为，曹植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诗文为主，建安时期洋溢着蓬勃朝气，黄初时期则满含沉郁；太和时期可以独立为第三阶段，以表文为主，兼容前两个时段之特质，热情与哀愁并注，英气与忧郁交织。曹植文学创作阶段两分法论者无疑重视其诗赋，对于章表类应用文体不免有所忽视。实际上，章表不仅是曹植最后阶段的主要创作，亦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时期，曹植人到中年，经历了从少年得志到备受打击的人生剧变，心态有所改变。如果说黄初时期的痛苦在于同室操戈、萁豆相煎，此时曹植的忧虑则主要是盛年不再，功业无成。加之魏明帝曹?即位，虽然同样遭受猜忌，但曹植的境遇毕竟比曹丕时期有所改善。因而，此时的曹植愈发有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激情，视辞赋为“小道”，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此种心态与情绪正是借助这一时期的奏议文来传达的。在太和阶段，曹植奏议文主要有《求自试表》、《又求自试表》、《谏伐辽东表》、《转封东阿王谢表》、《上卞太后诔表》、《谢妻改封表》、《入觐谢表》、《求存问亲戚疏》、《上疏陈审举之义》、《上书请免发取诸国士息》等，英姿勃勃，惊采艳艳，汉魏奏议质朴文风至此为之一变。例如，《三国志•；魏书》本传云，太和元年（227），曹植徙封浚仪。

相关人物：曹植 曹丕 诸葛亮 刘禅 刘? 王朗[司徒] 杜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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