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清入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冲要大城。清一代八旗既如此重要,按理说它创建于何时在清官书中本不应有歧异,但其实不然。
一说创建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极时首次纂修的太祖实录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该书乙卯年(1615年)条下记载:“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固山是满族人的称呼,汉人一开始也跟着叫固山,若问某人所属,便回答是正黄旗或别的什么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这一特征来指代不同的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开国第二个皇帝太宗核准的,撰写的史官不少是创建八旗时的见证人,以后康熙朝、乾隆朝重修的《清太祖实录》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说,可见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嘉庆初成书的《八旗通志》却说八旗创建于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经查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大清会典则例》,该书说:“甲寅年(1614年)……增设四旗,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之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为八旗”。这个说法载在专门讲八旗历史的《八旗通志》里,又是得到乾隆皇帝钦准的,因此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上述“乙卯说”和“甲寅说”虽仅一年之差,但毕竟不好通融。究竟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这可难坏了史官,不过,他们自有取巧的办法。同一部《八旗通志》中,《兵制志》说八旗创建于甲寅年,而《旗分志》和《职官志》却说是乙卯年,反正一个以乾隆皇帝为据,一个以乾隆皇帝的四世祖太宗皇帝为据,虽说互相抵触,也能相安无事。当然,也有的史官态度比较严肃,在甲寅年建八旗的说法之下,用“臣谨案”的方式记述了“乙卯说”备考。总之,从清朝中期开始,官书对八旗创建于何时的记载便有了歧议。
近世以来,通行“乙卯说”,认为八旗创建于1615年,理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在前,所以采用此说。但“甲寅说”仅仅因为记载在后就应该被摒弃吗?近来有人指出,“甲寅说”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的根据错了。从常理推断,乾隆时出现的“甲寅说”必有所据,而其所据不外前此成书的不同版本的《清太祖实录》、康熙和雍正两朝纂修的《大清会典》以及乾隆初修竣的《八旗通志(初集)》,经查《实录》和《会典》都没有“甲寅说”,而《八旗通志(初集)。职官志》甲寅年十一月癸酉朔条下记载:“上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在上述内容之后,纂修的史官特注明:“右俱太祖实录。”
由此看来,认为八旗建于甲寅年的史官还是以《清太祖实录》为据的,但遍查不同时期成书的《清太祖实录》甲寅年条下根本没有编旗设官一事,再查甲寅年十一月朔日并非“癸酉”,而是“已酉”,而乙卯年十一月朔日恰是“癸酉”。这说明纂修《八旗通志(初集)》的史官确实以《清太祖实录》为根据,只不过是乙卯年误为甲寅年,铸成了一个离奇的大错。在一般情况下,以史官治学的严谨,是不会闹这类笑话的,由此而推想会不会因为抄官、刊刻或装订中缺页等技术方面原因所致呢?经核查满文体《八旗通志(初集)》,发现该处满文的错误与汉文毫无二致。这样就可以判定《八旗通志(初集)》的错误乃是史官们疏忽造成的,这一错误到乾隆中期修纂《大清会典则例》终于演化为甲寅年创建八旗之说,连晚清大学问家魏源也宗奉“甲寅说”,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深远。上述经考证得出的结论虽推翻了“甲寅说”,但发表未及,还有待治清史者进一步检验。
除“乙卯说”和“甲寅说”的分歧外,史家对八旗创建之前是否先有黄、白、蓝、红四旗,即旗制究竟始于何时,意见也不一致。传统的看法以《八旗通志》为据,认为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四旗,其后归附日众,至1615年乃析四旗为八旗。另一种看法则认为,1601年建四旗不过是乾隆朝史官的臆造。“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开始于1615年。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涉及颇广,叙述起来难免繁复乏味,这里姑且从略。总之,八旗制度是清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关于八旗创立的时间,中外学者虽然进行了长时间深入探讨,但尚有不少疑难之点有待继续研究。~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清入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冲要大城。清一代八旗既如此重要,按理说它创建于何时在清官书中本不应有歧异,但其实不然。
一说创建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极时首次纂修的太祖实录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该书乙卯年(1615年)条下记载:“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固山是满族人的称呼,汉人一开始也跟着叫固山,若问某人所属,便回答是正黄旗或别的什么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这一特征来指代不同的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开国第二个皇帝太宗核准的,撰写的史官不少是创建八旗时的见证人,以后康熙朝、乾隆朝重修的《清太祖实录》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说,可见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嘉庆初成书的《八旗通志》却说八旗创建于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经查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大清会典则例》,该书说:“甲寅年(1614年)……增设四旗,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之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为八旗”。这个说法载在专门讲八旗历史的《八旗通志》里,又是得到乾隆皇帝钦准的,因此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上述“乙卯说”和“甲寅说”虽仅一年之差,但毕竟不好通融。究竟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这可难坏了史官,不过,他们自有取巧的办法。同一部《八旗通志》中,《兵制志》说八旗创建于甲寅年,而《旗分志》和《职官志》却说是乙卯年,反正一个以乾隆皇帝为据,一个以乾隆皇帝的四世祖太宗皇帝为据,虽说互相抵触,也能相安无事。当然,也有的史官态度比较严肃,在甲寅年建八旗的说法之下,用“臣谨案”的方式记述了“乙卯说”备考。总之,从清朝中期开始,官书对八旗创建于何时的记载便有了歧议。
近世以来,通行“乙卯说”,认为八旗创建于1615年,理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在前,所以采用此说。但“甲寅说”仅仅因为记载在后就应该被摒弃吗?近来有人指出,“甲寅说”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的根据错了。从常理推断,乾隆时出现的“甲寅说”必有所据,而其所据不外前此成书的不同版本的《清太祖实录》、康熙和雍正两朝纂修的《大清会典》以及乾隆初修竣的《八旗通志(初集)》,经查《实录》和《会典》都没有“甲寅说”,而《八旗通志(初集)。职官志》甲寅年十一月癸酉朔条下记载:“上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在上述内容之后,纂修的史官特注明:“右俱太祖实录。”
由此看来,认为八旗建于甲寅年的史官还是以《清太祖实录》为据的,但遍查不同时期成书的《清太祖实录》甲寅年条下根本没有编旗设官一事,再查甲寅年十一月朔日并非“癸酉”,而是“已酉”,而乙卯年十一月朔日恰是“癸酉”。这说明纂修《八旗通志(初集)》的史官确实以《清太祖实录》为根据,只不过是乙卯年误为甲寅年,铸成了一个离奇的大错。在一般情况下,以史官治学的严谨,是不会闹这类笑话的,由此而推想会不会因为抄官、刊刻或装订中缺页等技术方面原因所致呢?经核查满文体《八旗通志(初集)》,发现该处满文的错误与汉文毫无二致。这样就可以判定《八旗通志(初集)》的错误乃是史官们疏忽造成的,这一错误到乾隆中期修纂《大清会典则例》终于演化为甲寅年创建八旗之说,连晚清大学问家魏源也宗奉“甲寅说”,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深远。上述经考证得出的结论虽推翻了“甲寅说”,但发表未及,还有待治清史者进一步检验。
除“乙卯说”和“甲寅说”的分歧外,史家对八旗创建之前是否先有黄、白、蓝、红四旗,即旗制究竟始于何时,意见也不一致。传统的看法以《八旗通志》为据,认为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四旗,其后归附日众,至1615年乃析四旗为八旗。另一种看法则认为,1601年建四旗不过是乾隆朝史官的臆造。“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开始于1615年。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涉及颇广,叙述起来难免繁复乏味,这里姑且从略。总之,八旗制度是清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关于八旗创立的时间,中外学者虽然进行了长时间深入探讨,但尚有不少疑难之点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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