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关羽这一历史人物，受到老百姓乃至士大夫阶层的尊重、崇拜，而且达到了古今武将均无与伦比的程度，确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熊崧策的《关羽是如何被神化的?》一文，试图剖解，当然很好。但他的剖解是否能成立呢?我们不妨探索一下。
作者认为关羽身后寂
庶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
寞，到唐代开元年间，关羽未被重视，到唐肃宗时奉祀姜尚的配亨武将仍无关羽其人，直到公元782年，始与孙膑、廉颇等六十四名将并列，但张飞亦在其中，其头衔是汉末献帝所封的汉寿亭侯。并不突出。因此，作者认为关羽的被神化完全是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以及清代诸皇帝封赠的结果，由此老百姓与士大夫阶层改变了原来对关羽的看法，开始崇拜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简单呢?首先，关羽的原始记载，即陈寿的《三国志》的《关羽传》原文，熊先生注意不多，却节外生枝，从关羽死后“身首异处”切入，认为“和上古传说人物蚩尤，刑天相似”，“给后人的神话提供了想象空间”，而没有重视《关羽传》的主要内容、主导思想和人文精神，必然导致他走向错误的结论。
问题仍应从陈寿撰著《三国志》的历史背景入手，作为晋代司马氏统治下的臣僚，这一使命如何进行?如何完成?那是一道难题。正统谁属，则又是最难处理的难题。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原是一脉相承的，似乎唯一的办法是以魏为正统，而以蜀、吴附骊其后。在这个问题上，陈寿以他非凡的史胆、史识，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使三国并列，称之为《三国志》，冒了一定的风险。
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写出浓墨重彩歌颂关羽的《关羽传》：
曹公遣于禁助（曹）仁。秋，大霖雨，汉水?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关羽受到刘备、诸葛亮诸人的嘉许，自不待言。“威震华夏”的提法，并未在关羽之外任何三国名将传略中出现。整部《二十四史》，也未有任何名将有过“威震华夏”的声势。更值得注意的是“群盗或遥受羽印号”，这说明除魏、蜀、吴三国公卿百官之外，流落社会上贩夫走卒以及流氓无产阶级也都对关羽心悦诚服，愿意为之驱驰也。此时关羽健在，并未被统治阶级封神也。
话说回来，“威震华夏”这四个字固然具有极高的力度、强度，毕竟还比较抽象，如何去检验其是否属实呢?接着下面的几句话，乃是令人信服的论证。其原文为：
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假使曹操当年并未“议徙许都以避其锐”，陈寿断乎不会凭空捏造这一史实的，而且即使确有其事，也仅仅说过算数，并无来龙去脉可循，陈寿也可略去不提。因为写关羽“威震华夏”，不仅会使晋代统治者感到不愉快，从前曹魏族人及臣僚的后裔也会感到不愉快。但是，陈寿还是这样写了。
首先是作为一位使命感颇强的史官，他的史胆、史识决定了他要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作客观的反映，保存下来。其次，如果曹操在军事上没有感觉到关羽给他造成的如此沉重的压力，曹操也不可能听从司马懿、蒋济诸人的计谋，有“遣人劝（孙）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了。陈寿的《关羽传》如此针细线密，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
陈寿赞扬关羽的义气，用的手法相当巧妙，也和后来《三国演义》通过街亭之败写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显示其公私分明相似，陈寿毫不讳言关羽被曹军俘获的事实，进而通过此时关羽的表现，写其对刘备的忠忱相当生动：
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
当时刘备为曹操所败，家眷也被曹操所俘，而关羽一心报效刘备迄无丝毫动摇，所以后人誉之为“义薄云天”，是有这许多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关羽传》还通过马超归顺刘备一事，从诸葛亮之口中，肯定马超的“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为“一世之杰”，然后认为马超虽然如此了不起，他也仅仅只能“与翼德并驱争先”。诸葛亮是直接答复关羽“超人才可谁比类”的。答复时这样说的。诸葛亮因“羽美须髯”，故尊称关羽为“髯”，所以说“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当时魏之崔琰、蜀之太史慈均以美髯著称，但陈寿仅一笔带过，均未多用笔墨也。
应该说，作为晋代的臣僚，对蜀军将领关羽如此处理，已经够大胆了。
关羽之逐渐被重视决非如熊崧策所说到唐代中叶，甚至南宋朱熹以蜀为正统时才开始。南北朝时，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就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他对《关羽传》引用史书不多，甚有价值的是《江表传》：
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在此之前，关羽传“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记载在士大夫之间影响仍较小，反而那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社会下层的群体非常崇拜，并视之为“朋友妻，不可嬉”的道德典范，而《江表传》的寥寥十一个字，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
按《左氏传》，即《春秋》，此书由孔子完成后，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家均有诠释本流传，左丘明本流传最广，亦称《左传》或《左氏传》。《春秋》为孔子的历史学著作，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之是非曲直均作了谨严的判断，当时就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可见其作用非同一般。
《江表传》记载关羽爱读《春秋》，一般人仅仅是理解为关羽不是粗鲁的武夫，而是通文墨的儒将而已。在士大夫阶层看来，则有更深的涵义，他们认为发现了关羽的行为准则，认为关羽的效忠刘备乃是与乱臣、贼子们进行殊
出人头地建奇功
死斗争的必然选择。认为他的一生言行，无一不是对“义”的实践，达到完美的程度。对于他的战败被杀，则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角度予以评价，反而不是欠缺，而是具有大丈夫的人格魅力。裴松之引《江表传》注《关羽传》早在宋徽宗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之前至少五百年之久，我们怎能视若无睹呢?
至于当年蜀后主刘禅为何在关羽死后四十一年之久才封关羽为“壮缪侯”?史书未有详细记载，按情理分析，关羽死时，先主刘备在位，未加封赠。后主贸然行事，自然不妥，爵位高低?如何称谓?势必要慎重考虑。而且虽然一般情况之下，当年往往关、张相提并论，但无论刘备，无论诸葛亮，都是向关羽这方面倾斜，后主刘禅又是张飞之女婿，在感情上很难仍向关羽倾斜。在这种情况之下，封赠关羽一事就变得复杂了。并不能说明关羽受到冷遇也。再说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清代诸帝加封关羽为“帝”、为“王”等等举动，也各有其涉及自身利害的内在原因，不一定真正是对关羽崇拜或景仰也。
宋徽宗赵佶，精于绘画书法，和名妓李师师经常幽会，是个风流种子，对治理国事却是低能儿，而且一心只想逃避南下，以保全性命，结果断送了北宋。他的封赠关羽乃是因为身为皇帝，却已经失去了民心，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的自我安慰而已，以为既然关羽是老百姓崇拜的对象，如今道教徒要求封赠关羽，予以封赠也许可以在争取民心方面有所弥补，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
元代诸皇帝自知马上得天下，文化方面无法与汉族相较量，既然老百姓崇拜关羽，此举对元代统治无直接影响，当然可以听之任之，加封任何头衔，有何不可。关羽效忠的“汉”室，先是汉献帝在位的东汉，后是刘备称帝的蜀汉，都与民族问题无关，当然不必禁止。至于士大夫或倡优有时也借此机会一语双关地借“汉家节”等唱辞、道白抒发汉族的民族思想，很可能有所察觉，因忙于东征西讨，无暇再兴文字狱了。
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朱厚?，此人文化修养较宋徽宗浅薄，多年不上朝，成了奸相严嵩手中的木偶。万年只求白日飞升而成仙，痴心寻求并不存在的仙丹。道士陶仲文等一批奸人成为他的唯一依靠，加封关羽则使他萌生超越众神的幻觉，何乐而不为。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是多年不上朝的昏君、暴君，明代的统治虽然到崇祯皇帝才结束，但他在位的近五十年间元气已丧尽了。他的封赠关羽，既不能挽回任何损失，也对关羽的评价无任何作用。
清代开国时即组织力量用满文译《三国演义》，一方面宣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精神应该继承，并体现在满、汉、蒙三族通力合作上；一方面因宋代岳飞所抗之“金”与“清”同为契丹族，甚有顾虑，千方百计抬高关羽以冲淡岳飞之影响，其结果是关羽的影响确实略有扩大，而岳飞的影响则依旧，并未淡化。
回顾关羽一生言行，回顾三国以来历代历朝各方面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肯定关羽的事迹在当时就惊天动地，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关羽逝世以后，沧桑巨变不断，关羽人格魅力却更为深入人心，从社会下层逐渐扩展到了士大夫阶层，进而遍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全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清高宗等统治者才会想到对关羽封王封帝以收揽民心，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决不是如《关羽是如何被神化的》一文所说，关羽是由于被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清高宗等统治者神化之后，才被老百姓以及士大夫阶层所景仰、崇拜的。当然，统治者对关羽的神化也对关羽的影响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孰为原因?孰为结果?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常识。决不能倒置。倒置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
总的来说，问题的关键、核心已经说清楚了。但是，还有几个较次要的具体问题也应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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