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谦（132－194），字恭祖，丹杨（治今安徽当涂东北）人。汉末群雄之一，官至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
故事缘由：曹操之父曹嵩，因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初平四年为陶谦部下所杀。 对于此事，《三国志》、《后汉书》、《世语》、《韦曜吴书》诸书记载不一，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吴书》所云较为合理。
据史料记载，因为当时公孙瓒遁入幽州，闭门不出，袁术又南下扬州，图谋徐州，陶谦和其联盟等于名存实亡，为保护徐州，陶谦只有交好袁曹。而曹嵩当时正好避乱于琅邪，琅琊为徐州势力范围，曹嵩之一举一动必难逃陶谦之手
“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懿
。试想陶谦在和曹操处于敌对状态时，也从未为难过居于琅琊的曹嵩，那么更不可能在想交好的时候杀害曹嵩。曹操派遣迎其父的人是泰山太守应劭，应劭为初平三年陶谦联合豪杰，同讨李?时一员，和陶谦关系非浅。基于以上原因，陶谦只有派兵沿途护送曹嵩以向曹操示好更符合历史情况，可能问题出在护送的人身上。曹嵩自琅琊赴兖州，必经泰山郡华、费两县。初平四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下邳为当时徐州州治，陶谦始虚以委蛇、与其合从，与共举兵
龙游沟壑遭虾戏，凤入牢笼被鸟欺。
，取泰山华、费，略任城，后遂杀之，而并其众。曹嵩曾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家财可称亿万，在去兖州途中光家财就装了百馀辆车招摇过市。而华、费一地的陶谦军正多是阙宣余党，看见这大宗钱财怎能不心动，更且招安不久贼性未泯。于是利字当头，磨刀霍霍，曹嵩一家顿时身首两分，魂归黄泉。当时陶谦的部下很多都是黄巾旧部，贼匪余孽，陶谦又督之不严，亲小人，远贤臣（陈寿：“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因此发生了曹嵩丧命之事。
不管怎么说，曹嵩一行是在路过华县、费县地界时，被歹徒所杀，随身财物被劫一空，按地域划分都属徐州牧陶谦管辖。曹操找不到真正凶手，自然要拿陶谦是问。故而，曹操打着“替父报仇”的旗号，杀气腾腾地带兵闯入徐州，连着搞了几次大屠杀，据说杀到“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恐怖气氛到了极点。
对于曹操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行径，不论当时还是后世的人，大多都给予谴责和批评，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陶谦在这件事有没有过错、应不应被“问责”，答案显然也是肯定的。
也许，一直以来，有不少人替陶谦鸣冤叫屈，认为人不是他杀的，钱不是他抢的，板子打在他屁股上实在有些不公道。然而作为徐州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陶谦原本就应该对自己的军队负有严肃管理责任，对自己辖区的治安负有严格整治责任。不管违法犯罪之人是谁，只要在辖区内发生的如此恶性案件，身为“第一责任人”的州牧，都难逃其咎，被问责在所难免。
笔者想说的仅是，曹操的“问责”不存在不该，而是处理不当。他不能随意扩大问责范围，不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滥杀无辜，牵涉百姓。一般来讲，问责也好，追究也好，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限度下实施，必需把握好度，过当和不及都是错。
就好像如今，我们有些地方一旦出现了恶性治安事件、重大责任事故，或因民众利益被严重损害导致群体事件爆发，或由于政府官员不作为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等，在事后追究责任时，往往有人替“主官”辩解、伸冤，理由不外乎是“事先不知情”、“没有主观的故意”等。这类申诉与辩解，与有人替陶谦鸣不平，似乎是“殊途同归”，很是相像。
从事务的根源探究，不论事件的发生是否与地方主官有无直接干系，只要工作职责归你管理范畴，只要职务辖区归你领导范围，纵使有一千个理由，也都无法推脱责任，不能逃避追究。幻想轻描淡写地推卸应担负的重大责任者，不是无德，就是无能。这样的官员，留在位子上，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只是在问责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过错与责任相当的原则把握，且莫过当也莫不及。既要防止冷处理的“暂停职务”就是处理，过后又“带兵提拔或重用”的错上加错行为；又要防止“一棍子打死”不给改正机会的片面处理方式。毕竟，问责不是就处罚而处罚，而是通过处罚教育和惩戒错误，挽救和减少损失，使我们的工作与事业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之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从曹操问责陶谦的事件中，能够获得什么启示、受到什么教育，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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