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屡屡遭世人诟病，责难虽多，穷本究源，一言以蔽之，无外乎“乱世之奸雄”而已。不过，这个看似盖棺论定的评语，又确是曹操“咎由自取”而来，况且也实在是情有可原、事出有因——— 套用一个当代说法，曹操是被迫过度自我炒作，以至于一不留神就成了最大的负面教材。
当公司组织的选拔机制由理性设计变成非理性，个人的选择也被迫“异化”。曹操未入仕前即得来的“奸雄”称号即来自于流行于东汉末年的人才选拨模式———“月旦评”。
“赘阉遗丑”：不得不说的出身
有汉一代，一直存在着两大顽疾，其一是所谓“外戚干政”，肇始于西汉高皇后吕氏，再因武帝以霍光辅政幼子昭帝，而终至于王莽篡汉，东汉光武中兴以来，惩前毖后，但也矫枉过正。由是便导致了另一顽疾———“宦官专权”，尤以东汉末年最盛。由此，也导致了东汉一朝中的另外两个现象：一是“重名节”，二是“党锢之争”，后者在桓、灵二帝之间愈演愈烈，特别是桓、灵二弟将朝政委于阉宦，导致士人和阉宦水火不容，于是“清议”之风甚嚣尘上。
士林之间的“清议”、“清谈”与选举制度中的“察举”、“征辟”一旦暗合之后，又有几人能澹然视之?这与“唯成分论”如出一辙———当所有的“乡举里选”仅有“工农兵大学生”这座独木桥的时候，不幸沦为“黑五类”的曹操，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正如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述，“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也许，曹操此语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因为于他而言，以当时之情形，最为致命者还是他不得不说的出身。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于是，曹操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赘阉遗丑”（《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檄州郡文，“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恰恰与世人，尤其是士林中鄙弃的阉宦有关。尽管清人赵翼在《廿二史?记》中论述公允，“宦官亦有贤者”，而曹腾便是“汉宦官之贤者”，但是，在“党锢之祸”后崇尚名节的东汉末年，曹操家世又岂容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呢?
尽管曹操习惯了不按常理出牌，但是，门第、出身却是其始终挥之不去的“先天性原罪”。所以，无论是“欲为一郡守”之际的“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乃至位极人臣之时“唯才是举”的“求贤令”，无不与此有关。但这些都是他既入仕之后的所作所为，而此时尚处于幽微的曹
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龙。
操的首要之务却需要先“矫名入仕”，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当时盛行于世的所谓“乡里之号”、“时人之语”、“天下之称”，而融此三者于一炉之滥觞，则非许靖、许邵兄弟之“月旦评”莫属。月旦评“矫名入仕”的必经之途
据《后汉书?许邵传》记载，“初，邵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其实，东汉以降，臧否人物在士林间颇为盛行，这一点仅从《世说新语》中诸多的章节标题，一如“识鉴”、“赏誉”、“品藻”等即可见一斑。而许靖、许邵兄弟堪称其中的翘楚，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意见领袖”，以至于“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清论风行，高唱草偃，为众所服。”
曹操的胆识、智略和文采，自然均非凡品，但他要想出人头地也需要知名人士们的提携，而这一切都需要曹操自求多福，据《后汉书?桥玄传》载，“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桥）玄，玄见而异焉。”桥玄无疑是慧眼识曹操者（此桥玄非彼乔玄，所以，吴宇森《赤壁》中小乔与曹操之关系，显然缺乏史实根据），他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但是，仅有桥玄的赏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此，桥玄又给曹操指点迷津，开出了药方，“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
许子将究竟何许人也?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微博”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么，许邵（字子将）俨然就是东汉末年的“天下第一博主”，他通过自己无远弗届的名博———“月旦评”，牢牢地把持着臧否人物、毁誉天下的话语权，但凡能入其法眼者，一经他的品评，必然会被万千粉丝瞬间转发，从而，或扬名天下、登堂入室，也可能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而曹操则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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