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有一次十
子龙浑身都是胆也!
分精彩的相互辩难。这是夷陵之战后，吴、蜀重新修好时，孙权送走蜀国使臣李恢后，又派张温去成都回访。诸葛亮鄙视张温以口舌之辩恃才傲物，特别召来益州饱学之士秦宓。交谈中，秦宓以所学知识为政治服务，有问必答，最终的落脚点是，西蜀政权是正统。张温数度辩难都处于下风，竟然拿出了杀手锏：“日生于东乎?”想以此自然现象来证明，东吴才是中国的正统政权。秦宓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虽生于东而没于西。”此话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白：虽然东吴有皇帝，但必然要为西蜀消灭。这故事是真实的，《三国志》中亦有记载，诸葛亮特地召来秦宓，就是要在打嘴仗中胜过对方。
可惜的是，自然现象同政治斗争并没有表里联系，徒作口舌之争，根本不能改变西蜀日渐没落直至灭亡的命运。诸葛亮主政期间，虽然明察到西蜀危急存亡的紧迫形势，然而却举止失措，不但未能挽大厦于将倾，反而加速了它的崩塌。命归五丈原时，他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溘然而去的。
诸葛亮一生自视甚高，青年时就自况管仲、乐毅，是出将入相的全才；南征孟获的胜利，似乎又检验了他的军事才干，鼓舞了他率领部队进攻曹魏的信心。在做了两年半的准备之后，于公元228年春，率领十万军队开始“北伐”。
中国人有一句格言：“事不过三”。按理说，三次“北伐”三次失败足以使诸葛亮清醒过来。不能说此时诸葛亮依然昏头胀脑，他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善后。如果不“北伐”，常驻汉中就失去了理由，必须回成都。然而京城的变数很多，权臣同皇帝之间，有难以调和的权力之争，表面的君臣称颂，难以化解权力争夺的内心块垒；觊觎宰辅地位者大有人在，随时潜在着阴谋与算计。所以他不能回去。不能回去当然得有事可做，这就是“北伐”。所以三次“北伐”失败后，又大度地追加一次，公元232年春，诸葛亮从勉县出发进行第四次“北伐”，可惜再一次失败了。对一个三军统帅来说，四次失败足以夺气，已经没有了继续“北伐”的勇气与毅力。然而如果不“北伐”，依然面临着返回成都的为难，所以还有第五次。
仔细考查诸葛亮五次“北伐”的全过程，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点。
其一，战略目标是凉州。夺取凉州是西蜀夺取益州后已经确定的目标，章武元年刘备成都称帝时，
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
考虑到马超在陇右的社会基础，一投降过来，立即加封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当时的凉州尚为魏国控制，马超的州牧一职仅是虚衔，要使空衔成为实职，还得马超出力掠取，这是刘备刺激马超的策略。当孙权索要荆州时，刘备回答说，需得凉州，当还荆州。后半句虽是推托之辞，前半句则是真的。诸葛亮主蜀之后，原定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加封魏延为凉州刺史的目的，略同于马超。第一次和第四次出兵，都是奔天水这一战略要地。如能在天水一带站稳脚跟，凉州大部就为西蜀所有，魏国再出兵反抢就十分困难。西蜀军队已占领战略要地，利用陇上复杂的地形反客为主以逸待劳，魏军不仅有长途奔袭的疲劳，输运的艰难，而且需逆渭水仰攻，这在战略战术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正因为凉州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魏国始终没有给诸葛亮留下立足时间。
这时候，诸葛亮已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之中，他始终坚持刘备夺取凉州的战略目标，却不曾分析前后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刘备夺取益州后，经济上，有荆州六郡和整个益州丰富的物资资源做支撑；军事上，不仅节节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并吞了荆州南四郡和益州刘璋的十余万军队，实力充盈，威望徒增；投奔过来的马超在凉州经营多年，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支持马超的地方势力还很雄厚。在经历了丢失荆州特别是夷陵惨败后，西蜀已元气大伤，一时间很难振作；马超病逝后，在凉州的这面大旗已经倒下，支持马超的潜在势力已作鸟兽散。一句话，西蜀已失去了主动出击的所有条件。从刘氏集团的利益思考，此时惟一的出路是，对外部依险固守，等待时机；对内部，与民休养生息，培植元气，积蓄力量。然而诸葛亮见不及此，却徒然进行没有胜利可能的“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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