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也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清代大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有许多称谓，例如“分桃”(也称为“余桃”)、“断袖”、“安陵”、“龙阳”等。而“契若金兰”“莱户对食”则是专指女同性恋的。
汉代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到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然而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元代时期男色之风又衰，到明清时期又复盛，尤其是清代，此风更是甚嚣尘上。
那么，清代为什么这么多同性恋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这种“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
清初诗词大家陈维崧与优伶徐紫云的同性恋不仅不是秘密，而且路人皆知。陈维崧的《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是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采的一首词：“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矧。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故宫博物院里有一本《板桥自叙》，其中郑板桥就提到了自己有“断袖之癖”，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指的就是同性恋。《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郑板桥一生养过多个男宠，其做官的俸禄与卖画所得的钱，有许多是花在此事上了。郑板桥也曾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
郑板桥71岁时，曾与时年48岁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过一次会晤。二人乘兴唱酬，甚为欢畅。酒至半酣，板桥说：“今日之衙门，动辄板子伺候，那板子偏又打在桃臀之上。若是姣好少年，岂不将美色全糟蹋了?我要能参与朝廷立法，一定将律例中的笞臀改为笞背，这才不辜负了上天生就的龙阳好色。”袁枚一听，立即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年近七旬时，还收了年轻貌美的男秀才刘霞裳做学生，师徒偕游，双宿双飞，一派名士风流。《随园轶事》对袁枚的龙阳之好有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在太平天国当中，诸王颇好男风。尤其是东王杨秀清很喜欢这一口，他的宠嬖有侯裕宽、侯谦芳等。他曾经阉割幼童以供使役，选择其中姿容秀丽者傅粉裹足，着绣花衣，号为男妾。
清代著名小说《聊斋志异》第三卷《黄九郎》一节，有一段聊斋先生“笑判”同性恋的文字，甚为有趣：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 免掩鼻之丑。人必力士，鸟道乃敢生开;洞非桃源，渔篙宁许误入?今某从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云雨未兴，辄尔上下其手;阴阳反背，居然表里为奸。华池置无用之地，谬说老僧入定;蛮洞乃不毛之地，遂�鬼鹚С聘辍Ｏ党嗤糜谠牛缃潢�;探大弓于国库，直欲斩关。或是监内黄，访知交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钻报于来生。彼黑松林戎马顿来，固相安矣;设黄龙府潮水忽至，何以御之?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
蒲松龄先生在他的传世小说《聊斋志异》如此大评同性恋，可见这一现象在清代社会之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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