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决策前的讨论对事件的重大影响

2020-12-09 作者:故事大全 阅读:
  三国历史作为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今天三国历史频道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三国中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一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之后,打算继续北征乌丸以彻底消灭袁绍二子袁谭、袁尚。在战役决策前的讨论中,曹操手下诸将皆曰不可,唯有一位年轻的参谋站起来朗声言道:“公威震天下,胡恃甚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简短的一段话,从战之利,不战之弊,以及众将所顾虑的刘表、刘备乘机袭击的不可能性,条分缕析,言之凿凿,使众人不得不服。这个人就是军祭酒郭嘉(郭奉孝)。

    郭嘉第一次参与决策论证,就以“十胜十败”论,坚定了曹操战胜袁绍的决心。《三国志》中贾诩、王粲、杨阜、陈登、包括曹操本人都曾对袁绍有过相似的评论,但唯有郭嘉说得最全面,所以在官渡之战前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直到他38岁死前,11年参与军事、政治重大决策的讨论,“见世事无所凝滞”,“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三国志? 郭嘉传》)直到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还不无叹息地说:“郭奉孝若在,不使孤至此。”曹操在给荀?的信中还有对郭嘉更全面的评价:“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楚。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

    翻阅这些历史记录,在对郭嘉的才干油然而生敬意的同时,我也想到了在三国那个战乱频仍、英雄辈出的年代,应当有一种使人尽其才的社会机制。这其中,重大决策前的讨论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具体环节,而且这是自秦以降两千多年整个封建时期少有的历史现象。   

    二  

    讨论的讨字,是探索、研究的意思。《隋书?王劭传》说:“尝论公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论字,是议论、讲述的意思。《史记?张仪列传》说:“臣请论其故”。讨论,就是探讨寻究,议论得失。《论语?宪问》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说的是当时郑国送往邻国的辞令,是由裨谌这个人起草,然后由世叔(姓游名吉)、子羽(姓公孙名挥)、子产(姓公孙名侨)这三位大夫来考究议论,修饰润色。

    通过各种方式开展讨论,征求意见,在三国之前也有一些记载。比如《管子》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兵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诉讼也;汤有总街之亭,以观民非也;武王有灵台之囿,而贤者讲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但是,诸多的史书文献当中,恐怕只有《三国志》对讨论这类活动记述最为丰富。这部书中用到的有关的词,就有众议、朝议、大议、会议、建议、合计、议言、议者、论者、诸将议等等十几种。而议字的第一字意就是讨论。《书?周官》解释得最为恰当,“议事以制,政乃不迷”。

    自西汉至三国还专门设立了几个为了讨论问题、参与决策的重要官职和朝议制度。比如议郎,是西汉开始设的官职,掌顾问应对,到东汉时地位更高,直接参与朝政。侍中,“常代表皇帝与公卿辩论朝政”,其前身称“纳言”,为“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谏议大夫,掌议论,无定员。给事中,是将军、列侯的加官,负责“顾问应对,讨论政事”。(《中国历代官职知识手册》)贤良方正,是汉文帝时为了询访政治得失,要求地方推荐能直言极谏的人,经考察以后授予正式官职。《三国志?三少帝纪》提到了辅语散将这个官职,虽无从考证其具体职责,但辅语这个称谓也让人觉得参与决策讨论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参与决策讨论不只是以上几种言官,而是所有的文臣武将。“明君在上,听政采言;人臣在下,得无隐情”,是当时的一种政风。(《三国志?公孙度传》)有一次司懿与夏侯玄讨论时事的时候,夏侯玄“议以为”:“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相益,在能相济”。(《三国志?夏侯玄传》)这段话说明了用讨论这种方式上下沟通,扬长抑短,从而获得正确的看法和决策的重要意义。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中,引用了《江表传》记载的一件事,说的是东吴孙权准备迁都武昌至建业,犹疑不决,所以“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最后孙权采纳了年青的小将张梁的建议,并“即超增梁位”,破格提拔张梁为关内侯。

    朝议,是当时最高决策前讨论的一项制度,也是《三国志》书中出现最多的有关讨论的词。比如汉灵帝时任用刘虞为幽州牧,没有说其他的过程,只是说“朝议以‘东海刘伯安既有德义,昔出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镇抚,可不劳众而定’,乃以刘虞为幽州牧”。到了曹丕称帝时,还有这样的记载:“黄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辩得失”。(《三国志?文帝纪》)魏明帝曹?继位之初,孙权攻打江夏,“朝议欲发兵救之”。(《三国志?明帝纪》)嘉平四年,毋丘俭等伐吴兵败,“朝议欲罢黜诸将”。(《三国志?三少帝纪》)《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由此可见,群臣上朝,就是议事,就要讨论问题并作出决策。

    《三国志》还记载了一些务虚的讨论。《三国志?荀?传》记载:“?从容与太祖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太祖常嘉纳之”。魏明帝曹?曾下诏“大议政治之不便民者”。(《三国志?辛毗传》)甘露元年春二月,当政的曹髦在太极东堂与侍中荀觊、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虞松等讲述典礼,“遂言帝王优劣之差”。(《三国志?三少帝纪》)此后还有一些到太学与诸儒讨论学术的相当详尽的记载。司马懿杀了曹爽,蜀国的费?曾自己“设甲乙论评其是非”,说甲以为如何,乙以为如何,“以次推之,爽无大恶明矣”。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辩论推理式的自我讨论。(《三国志?费?传》)  

    三   

    《三国志》中记载较多的还是一些有关大的军事政治事件的讨论活动。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袁双方都有大量的争论讨论。本来讨伐董卓的时候,是曹操先推举袁绍当盟主的,但由于政见及军事谋略上的不同,致使讨董盟军瓦解。特别是“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于是欲“诛灭之”。(《三国志?武帝纪》)但是,官渡之战却是在袁绍吞并了公孙瓒之后,“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在军力上已有优势的情况下先发起的。当时,曹操立足未稳,实力相差很多,所以曹操的部下“诸将以为不可敌”。在反复讨论当中,只有荀?、荀攸、郭嘉、贾诩少数几个人分析了军事力量之外的胜负因素,从而统一了迎敌袁绍的看法。在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的时刻,忽然又有消息说孙策在“尽有江东”以后,要乘机袭击曹操的老家许昌。“众闻皆惧”,而郭嘉则认为孙策新并江东,而且这个人轻而无备,必死于匹夫之手,不要管他。后来孙策果然死于非命。曹操粮尽之后,也打算退兵,是经过与留守许昌的荀?书信讨论后,又一次坚定了信心,设奇计,破乌巢,一举扭转了战局。袁绍死后,袁绍二子求和,曹操想回师南下先平荆州。是辛毗和郭嘉、荀攸的意见,使曹操认识到,袁谭、袁尚作为兄弟,虽阋于墙,不打会“自相弊”,但是乘胜而进,“无异迅风之振秋叶矣”,怎么能放弃这样的大好战机呢?终于使曹操重下决心,大军直逼辽东,彻底清除了在北方的劲敌袁氏。当时,就连曹操的战将李典在黎阳看到了战机,但未有将令,也“与诸将议”,说“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宜亟击之”。讨论中得到了程昱等人的赞同,获得了胜利(《三国志?李典传》)。除此之外,袁绍一方的有关讨论也有一些记载。比如战前,在其谋士沮授、田丰和审配、郭图之间就有一番激烈的争辩,而袁绍恰恰采纳了错误的建议而至败亡。所以《三国志?袁绍传》在最后的总评中,说袁绍这个人“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

    赤壁之战前,在东吴至少有三次大的讨论。一次在《三国志?鲁肃传》记载:“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独肃不言”。直到讨论最后,鲁肃才劝孙权“莫用众人之议也”。第二次讨论是在《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大计不如迎之’”。而周瑜不然,并在政治、军事诸方面论证双方胜负因素,坚定了孙权破操的决心。这两次虽然话题一样,但前一次有据可查的是,周瑜当时在鄱阳不能在场。如果还有另外一次,就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舌战群儒”,详细的情节虽无记载,但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却记录了诸葛亮与孙权的对话内容。这次对话的记载共分三大段。先是诸葛亮说孙权,大敌当前,不应内怀犹豫,或战或降,应当机立断。接下来孙权问刘备为何不降。诸葛亮说,刘备是个英雄,“安能复为之下”。这一激使孙权勃然而曰战。然后,诸葛亮又具体分析了双方的实力,使“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以孙权的性格和习惯,每次接待他国来使尤其是接待蜀使时(因为三国时期吴蜀联盟时间较长,所以蜀使为多),差不多都要有一次唇枪舌战。所以,这次讨论也应当存在。

    其他一些着墨不多的讨论在《三国志》中也有很多。比如董卓作乱后,曾就废帝和迁都三次会群臣,既“有无敢应者”,也有拍案而起,坚决反对的。《三国志?赵云传》说:“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嘉平六年九月,景王司马师也召开了一次“公卿中朝大臣会议”,讨论皇帝废立。建安元年,曹操召集文武讨论移都许昌,是荀?在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说清了移都的道理而被曹操采纳。曹操组织的最后一次有记载的讨论,是建安末年,孙权建议联曹伐刘,曹操专门下诏讨论“当兴师与吴并取蜀不?”关羽死后,曹操又下诏要群臣讨论“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黄初六年,曹丕欲征东吴,就此组织了一次“群臣大议”。在魏明帝曹?关于征伐公孙渊的讨论中,是司马懿从战术上分析了公孙渊会有三种可能,这是军事讨论较详细的记载。此外,在《三国志?张辽传》中,有“数月粮尽,议引军还”的讨论记载。在《三国志?夏侯渊传》中,有不待曹操将令,经诸将讨论,出击马超的记载。也有孙权与吕蒙欲偷袭荆州,为了保密,而仅“议之近臣”的记载。还有诸葛亮伐魏前关于选任先锋的讨论,由于诸葛亮“违众而拔谡”(马谡),以致街亭失败的记载。

    当时还有一个旷日持久、历时三朝的专题讨论。据《三国志?钟繇传》、《三国志?陈群传》记载,曹操曾下令讨论用宫刑代替死刑。“议者以为非悦民之道,遂寝。”及文帝曹丕时,又下诏令群臣“当善共议。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至太和年间,钟繇就此事上疏作了一次详细论证。明帝曹?又下诏,“公卿群僚善共评议。”此事参与讨论的有百余人,意见不一,最后“因吴蜀未平,且寝”。这是一件三次讨论未达成一致而不了了之的特殊事例。

    几乎尽人皆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说的是当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量,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可见,这么一件事,还是要大家讨论出主意、想办法的。在记述这个故事的《三国志?王公传》中还说了另外几个曹冲参与讨论,聪明应对的故事。由此可见,当时的讨论何其多也。

    《三国志》还有一些有关讨论的生动的描述。比如华歆这个人,名气很大,孙策时为上宾,“每策大会,坐上莫敢先发言。华时起坐更衣,则议论喧哗。”顾雍这个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所以孙权曾说,“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张昭更不得了,议事时曾对孙权“变色而前曰”,有时有不同意见,还“孰视权曰”。

    四   

    当时还流行一种不是讨论又与讨论相类似,而且可以部分起到讨论作用的方式,即所谓“排调”。它是先秦时期受俳戏影响而产生的滑稽对话,至三国时期成为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一种调侃取乐的习尚。《三国志》注中记述了一些此类场面,而且也对乐于此道的曹操、孙权作了描述。比如说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投杯案中,肴膳皆沾?巾帻,其轻易如此”。还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所以,在北魏有“一盒酥”的故事,在东吴有“捋虎须”的故事。就是杨修在曹操不在场时与众人分吃了案上的一盒酥。朱桓在到南方任职前的告别宴会上,提出要捋孙权须,孙权“冯几前席”让他捋,然后大笑。说到排调的积极作用,一是通过调侃说笑,达到官员士大夫之间相互沟通、排解郁闷的作用;二是通过排调,以委婉、幽默的方式对别人进行劝谏,或议论一些问题,这更使人易于接受;三是魏蜀吴三国在“外交”场合用排调相互攻击以宣扬国威,借以达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理解和文化交流。比如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所以当众谋士面说起郭嘉,是对众谋士的羞辱和批评。孙权曾对郎中郑泉说:“卿好于众中面谏,或失礼敬,宁畏鳞乎?”郑泉回答,“不畏龙鳞”。“后侍宴,权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临出屡顾,权呼还,笑曰:‘卿言不畏龙鳞,何以临出而顾乎?’”这是一次

  君疑臣则臣必死 ----姜维

既考验郑泉又启发教育众文武的有趣的故事。蜀国伊籍出使东吴,在拜见孙权的时候,孙权开玩笑说:“劳事无道君乎?”说伊籍是为无道昏君效劳。而伊籍则反唇相讥,当即答道:“一拜一起,未足为劳”。一句话偷换宾语,把孙权说成了无道昏君,使孙权大加敬服。还有一次是蜀使张奉在孙权面前嘲笑阚泽,阚泽不能应对。这时薛综起来劝酒说:“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入其腹。”张奉让他再说吴国,薛综说:“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包括费?出访东吴,“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也在这种场合为蜀国赢得了尊重,以至于孙权对费?“甚器之”,“恐不能数来也”。可见,确实是在唇枪舌剑和嬉笑怒骂中办理了一些军国大事。直到魏正始八年,曹芳为帝时,尚书何晏还建议:“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三国志?三少帝传》)可见,这种活动不仅很流行,得到一些大臣们拥护,还想使其成为一种制度而永久流传下去。   

    五   

    三国时期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讨论之风,是有其客观环境的,当然也是与主臣上下共同努力,相得益彰有直接关系的。

  

  卿不负孤,孤亦必不负卿也。 ----罗贯中

  其一,严酷的社会政治形势,要求有识之士尽其所能,发挥其才智,也迫使帝王和诸侯行开明政治,以集思广益,权衡利弊,慎重决策。正所谓“明君在上,听政采言;人臣在下,得无隐情。”东汉末年,宦官为患,到董卓作乱以后,群雄并起。汉献帝被掌握实权的诸侯把玩于股掌之中,仅有虚名而已。群雄逐鹿中,稍有不慎,就可能一败涂地,真是大浪淘尽英雄。《三国志?武帝纪》注中有这样的故事,说袁绍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想让曹操找个借口杀了他们。曹操说:“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这段话是曹操对当时形势所作的正确判断,并为他以后的比较精明的用人及决策奠定了基础。《三国志?吕蒙传》还记述了一次孙权与陆逊关于人才的讨论,说到吕蒙时,孙权说:“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谨,但言议英发不及耳”。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虽为战乱,但对臣下参与讨论、出谋划策能力的重视。

    其二,君王必须有博大的胸襟,真正做到求贤若渴,从善如流。建安年间,曹操曾先后三下求贤令。建安十年十月,曹操下令:“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戒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建安十五年春,又下令求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又下令“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后来曹丕曾评论说,这些“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东吴黄武五年,陆逊上书提出:“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的问题,孙权答复说:“今承来意,当重咨谋,务从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这是两人关于用人求谏的一次书面讨论。(《三国志?吴主传》)诸葛亮也在《出师表》中明确郭攸之、费?、董允等“进尽忠言,则其任也”,还特别嘱咐后主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其三,要有一批直言直士,而且这些人确实博学多才,忠恳内发,能料事如神,献良谋佳策。魏曹芳时,太傅王肃曾上书说:“当臣身而不固争,四方议者将谓臣何!”司马懿也说过同样的话。在北魏,有记载的直言直士有,荀?“进善,不进不休”,国渊“每于公朝论议,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袁侃“论议清当,柔而不犯”,邢锸“玄静淡泊,言少理多”,糸弘“口论速捷,辩而不俗”,刘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廉昭“以才能拔擢,颇好言事”,杜恕“论议亢直”,卫觊“时献忠言”,仲长统“性倜傥,敢直言”,高堂隆“正辞动于昏主”,爰俞“清真贵素,辩于论议”。在东吴,则有鲁肃“善谈论”,程普“善于应对”,诸葛瑾“非议不言”,李肃“善论议”,张尚“以言语辩捷见知”,严?“发言慷慨”,薛莹“答问处当,皆有条理”,阚泽“每朝廷大议,经典所及,辄咨访之”,张温“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朱据“能论难”,骆统“辞切理至”,徐原“性忠壮,好直言”,潘?“对问有机理”,诸葛恪“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在西蜀,有董扶“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董和“每言则尽”,刘巴“非公事不言”,刘琰“有风流,善谈论”,费诗“率意而言”,孟光“直言无所回避”。

    其四,上下君臣之间必须有一种信任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的责任在君王。正所谓“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当时最出色的是曹操,官渡之战大胜之后,“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曹操还对手下解释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从来通敌都是大罪,此举足见曹操招降纳叛、广罗人才的胸怀,这不仅稳定了内部,而且“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三国志?武帝纪》)作为掌权者,还应和以处众,宽以待下,在上下信任和谐的基础上,形成整个队伍的精诚团结。正如陈群给曹丕的上书中说的,“若不和睦则有仇党,有仇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有以绝其根源。”(《三国志?陈群传》)同时,对能言敢言之士,还要鼓励奖赏。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北征乌丸胜利之后,曹操还“科问前谏者”,说虽然劝阻北征,但也是万安之计,所以“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三国志?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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