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五丈原前线,诸葛亮病危之际,《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秋,亮病困,密于长史杨仪、司马费掉、护军姜维等作身殁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对于这个“密议”决定颇感不解,如果按官职而论,魏延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凉州刺史;(假节——握有生杀大权,后来魏延敢与杨仪叫板,不听号令,就是他赋有假节的特权。)杨仪是丞相长史、绥军将军;费掉是丞相司马;姜维是护军,征西将军。当时,除诸葛亮之外,魏延官职最大,按惯例应是魏延接任才是,可事实上,诸葛亮却安排杨仪。在各传中,都能见到杨仪主持退军的记载:《三国志?魏延传》“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按亮成规,诸营引次还。”《三国志?杨仪传》,“十二年,随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敌场。仪既领军还。”《晋书?宣帝纪》记载,“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这些传略表明,不用魏延擢用杨仪,似乎有悖常理。对于“密议”中,着重于魏延,有人认为史载不实,由此引出的一些猜测,成为谜题之一。
在撤退路上,魏延擅自先行,《三国志?魏延传》中,“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 阁道即栈道,魏延的手段是“烧绝栈道”,阻挡杨仪退军,从而才迫使杨仪“槎山开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到达南谷口(今陕西留坝县境内)。栈道,是建在无路可行的水边险崖处,而杨仪却能在山中砍木为路(槎——斜砍),另劈途径,在说法上存在矛盾,而他们又是先后到达目的地,考虑到开路、绕行、昼夜兼程等因素,不可能速度太快!事实上杨仪的大队人马,从“亦继延后”来看,行进速度是很快的。所以,魏延“烧绝栈道”的真伪,就成为谜题之二。
围绕这两宗谜案,笔者根据一些史料的线索,梳理出一些浅薄之见,力图亦说魏延的是是非非。先说“密议”问题,当时形势紧迫,所以用杨仪,不外乎有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两军阵前,军中突然失去主帅,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军心,安全撤离才是上策。魏延自任为艺高胆大,“叹恨已才用之不尽。”此刻若以他为主帅,很可能一改诸
子龙浑身都是胆也!
葛之成规,继续相持,甚至是主动进攻。这种后果,面对足智多谋的司马懿,无疑是冒险,这是诸葛亮最担心的。后来的事实,当费掉向他传达撤军令时,魏延说,“承相虽亡,吾自健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耶!”联想到魏延的子午谷奇袭,这应是他真心话,不是什么借口,可见魏延看法,又一次与诸葛亮不同。第二,杨仪久在诸葛亮身边办事,《三国志?杨仪传》记载,“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可见杨仪善于领会诸葛亮的意图,对进退兵要,也是谙练在心,所以,以杨仪主持退军,有稳妥感,必可将全军安全地撤回汉中,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魏延与杨仪,素来不合,魏延自持高人一筹,多人对他是回避,唯有杨仪敢与他争论,以致在激烈时,他甚至拔刀威吓。诸葛亮爱惜杨仪才干,又欣赏魏延骁勇,常常是不偏废一方,但魏、杨之间的成见,却一直未能改善。此时此地,将他们分别各执一事,即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又有相对独立性,就可最大限度地缓解矛盾,减少由个人恩怨带来的可能纠结。
第四,魏延当时是先锋,营地距中军大营前十里,处在前沿阵地。正好在撤退时,是最后位置,又加上魏延作战勇猛有威慑力,所以从这两面说,用他断后也是合适的。此外,魏延执行将令与否,也是诸葛亮之后的继任者,对他的再认识,这一点不谓不重要。
既使“军便自发”,诸葛亮也不必担心魏延的后果,如果说魏延由不忿而投敌,他所率将士都是益州人,一旦行动,必然引起内部混乱,跟着他的跑人一定
清心寡欲,约己爱民
不多,那样,自己要先乱阵脚;如果说临阵夺权,杨仪是明令受任,将印在手,将士、军心在杨仪一边,支持魏延的人也是少数,夺权必受抵制,陷自己于孤立的同时,朝廷也会追查,魏延难辞其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三国历史频道,阅读更多三国故事/历史/人物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