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人入荆服八郡
刘表为鲁恭王之后,“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受学于南阳太守王畅,当地人生活挥霍奢华,他于是领头行俭,希望籍此改变民风。然而王畅的做法过于节俭,人民根本无法仿效,十七岁的刘表就劝过犹不及,应行中庸之道,所谓三岁定八十,刘表一生也奉行中庸之道。
少知名号八俊(又称八顾、八交、八友等)的他,党锢之祸时亡命才得免于被捕。党禁解,为何进辟作大将军掾,后迁北军中侯。当长沙太守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睿后,刘表“在位十旬,以贤能特选拜荆州刺史”(见《全三国文》卷56《刘镇南碑》)。
当时袁术屯兵鲁阳并得孙坚效力,雄据南阳郡(前太守张咨也为孙坚所杀);与孙坚共谋杀王睿的江夏太守刘详和武陵太守曹寅(注1);不服的还有与孙坚同郡的苏代领长沙太守(恐怕是孙坚让他领)、南郡华容长贝羽、占襄阳的张虎和陈生;江南更是宗贼帅者众。
当时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荆州三大农业地区为南阳盆地、以江陵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及云梦泽、以洞庭湖为核心的湘江流域。人口在古时就是兵力与赋税的来源,根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年)的人口,南阳郡为全国人口最多之郡;占荆州人口近四成;户口数目比幽、交、并、凉四边州还要多。这等同说明刘表当时面对的是三大经济命脉都有不同程度的叛乱,尤其是编户的损失更为严重,绝对的烂摊子。
初平元年(190年)刘表先入南郡宜城,大概是希望先争取当地大姓的拥护,至少能让其家兵为己所用(注2)。果然获得蒯良、故交蒯越(注3)、蔡瑁为首的大族支持下,再纳蒯良、蒯越之言(注4),用鸿门宴杀掉55名(《后汉书》记作15)贼帅;遣蒯越与庞季劝降张虎和陈生,恩威并济下“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控制南阳郡外的七郡了。
把州治移至襄阳的刺史刘表不可能不尝试收复南阳郡,虽上表袁术为南阳太守暂时示好,但“不修法度,以钞掠为资,奢恣无厌,百姓患之”的袁术把南阳弄至乌烟瘴气(见《后汉书.袁术传》),袁、刘之间的冲突只是时间的问题。
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9所言:“刘表之收荆州也,卓之命也,众皆讨卓而表不从,表有可讨之罪焉。”所以关东军中战果最丰的袁术、孙坚一路,至少对刘表也是保持戒心。这样不是不无道理,因为董卓死后刘表遣使贡献朝廷,其余党李?、郭汜也想连结刘表为援,便以他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成武侯、假节,刘表对董卓集团的态度可见一斑。董卓因刘表表袁术为南阳太守而把他们视作一伙,并认为“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见《三国志.孙破虏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但刘表也确实没有派兵讨董。《后汉书.袁术传》所记的孙坚“率荆、豫之卒”,从长沙来的不就是荆州兵吗?这并不能证明刘表派过一兵一卒。
故《三国志.袁术传》云:“(袁术)又与刘表不平”。在关东和董卓眼中,刘表都不能算是同一个阵营,和日后“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的情形如出一辙。
关东军瓦解后,公孙瓒应袁绍之约出兵,但只是他逼韩馥自让冀州的一只棋子,光作嫁衣裳。其上级幽州牧刘虞又卷入二袁的争夺战中,公孙瓒欲引袁术为援而遣弟公孙越率兵至袁术,正巧袁术要从袁绍所表的豫州刺史周昂手中夺回阳城,从征的公孙越战死,公孙瓒便在一年后(初平三年)正式与袁绍火拼,战火遍及冀、青等州。
二袁争霸,袁绍因此找上有共同敌人袁术的刘表为盟友,那袁术也先发制人,初平二年(注5)遣他所表的豫州刺史孙坚攻荆州。董卓的并、凉军团对孙坚也尚且占不了多少便宜,何况刘表军?从江夏救援的黄祖于樊、邓之间战败,孙坚顺势渡汉水、围襄阳,黄祖逆战再次兵败,孙坚乘胜追击至枧山,也不知道是刘表幸运还是不幸,孙坚居然为伏兵所杀(《英雄记》与《典略》所云不同,说是为吕公所杀,现从《资治通鉴》)。虽然暂时解决了兵祸,却惹上了世仇孙氏一族。
袁术本已把南阳弄至民不聊生,孙坚一死,刘表断袁术粮道(见《三国志.武帝纪》),袁术为刘表所逼,初平四年正月而引军至陈留,又被曹操与袁绍联军败于匡亭,无力立足故东走寿春,刘表暂时再无外患。
注1.父祥,江夏太守、荡寇将军。时孙坚举兵讨董卓,以南阳太守张咨不给军粮,杀之。祥与同心,南阳士民由此怨祥,举兵攻之,与战,败亡。《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及睿举兵欲讨卓,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扬言当先杀寅。寅惧,诈作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坚,说睿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睿。《三国志.孙破虏传》注引《吴录》
2.岘山南至宜城百余里,旧说其间雕墙崇峻,汉灵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人,朱辕骈耀,华盖接阴,同会于太山庙下。《80御览》卷157引《荆州记》
岘山东南一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强盛,共保蔡洲。《80御览》卷69引《荆州图经》
是时,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襄阳耆旧记》
3.大将军何进闻其名,辟为东曹掾。越劝进诛诸阉官,进犹豫不决。越知进必败,求出为汝阳令,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
4.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表顾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三国志.刘表传》注引《战略》
5.正如《通鉴考异》所讲,孙坚卒年有初平二年至四年三个版本,司马光认同裴松之在《山阳公载记》中所载孙策之表的“年十七”可以判断孙坚卒年,所以从《汉纪》和《吴历》的初平二年。
二、侵蜀野心并不息
兴平元年(194年)是刘表无外侵的珍贵数年之一:曹操与吕布争兖州,还没染指豫州;孙策还没平江东诸郡。刘表此时也没有闲,虽然还没向东追击在淮南的袁术,用兵方向却转向西方:刘焉父子的益州。
二刘早已结怨,刘焉曾经造作乘舆车服千余乘,刘表却上表称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子夏之事可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反正刘表的意思是刘焉僭拟,让蜀人拟之于天子。《资治通鉴》把此事放于初平二年,虽然不知道是否孙坚已死刘表才有空管,但正如前述刘表也谈不上甚么汉室忠臣,他自己日后不也僭天子之礼祭郊,而为从事中郎韩嵩所劝谏吗?不过刘表可能因此获得一些名义上的实利:
《后汉纪》卷27记刘表于初平三年十月,也就是李?等刚从王允手中夺回天子后不久,遣使入贡而被封为荆州牧,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封赏,以《刘镇南碑》所记最为详尽:“即迁州牧,又迁安南将军,领州如故……遣御史中丞钟繇(应作黄门侍郎,御史中丞是兴平之后方任)即拜镇南将军,?鼓吹大车,策命褒崇,谓之伯父;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开府辟召,仪如三公。上复遣左中郎将祝耽授节,以增威重,并督交、扬、益三州,委以东南。”
其中督交、扬、益三州,果真成为刘表日后的三个用兵方向;也因为刘表已与董卓集团如此亲近,李?等覆灭也没有与其划清界线,无怪日后曹操能在诏书以“逆贼刘表”(见《三国志.士燮传》)相称。
兴平元年马腾、刘焉联军(注6)攻李?,刘焉二子刘范和刘诞战死;州治绵竹又遇天火,在痛失二子和遇殿灾下,移成都后不久便病亡。机不可失,何况当时还没有父死子代之例,李?他们当然以朝廷之命任扈瑁为益州刺史:欲以一诏文除却一与己为敌的诸侯。刘璋说好听点就是赵韪口中的温仁,实为愚弱。赵韪、王商等上表刘璋代父也不是因他们是忠臣,只是看中刘璋的无能,建安五年赵韪不就起兵数万攻刘璋吗?
据汉中的张鲁当时名义上为刘焉部下,实则是半独立状态,互惠互利,否则刘焉也不会借口米贼断道,“不得复通”。情况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所分析:“治绵竹厚抚东州流民为己用,犹恐不敌,察见五斗米道徒与巨室豪门势不相容,乃躬自崇奉其教以绥纳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以断北道事委张鲁,而留其母,弟若表示其信道甚笃者。故能得道徒支持,孤立巨室豪门。”
刘表看准益州内忧外患之际,可借督益州的头衔扩张,乃遣别驾刘阖策反刘璋将沈弥、娄发、甘宁,不过战败而入荆州。《三国志.刘焉传》中“以赵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的一句,指的应该是此事;《英雄记》所言的赵韪受命攻荆州应如《后汉书.刘焉传》所记,“备(刘)表”为实。因为赵韪所屯的朐忍在巴东郡境内,并没有越永安,自然也无法东侵荆州。扈瑁既无法入蜀,朝廷只好改授璋为益州牧以讨好、修补关系。
沈弥等响应之因就要从刘焉消灭凉州黄巾后说起。刘焉其后借故杀州中豪强王咸、临邛长李权等十余人立威。犍为太守任岐、校尉贾龙由此起兵,但为刘焉的青羌兵所杀。诛大姓也有可能包括任乃强先生所分析,“应五斗米道教徒的要求,惩办豪门虐民者。焉实亦藉以剪除贾龙羽翼。”诛豪强在当时并不鲜见,但多数会惹起激烈反抗:曹操杀边让引致兖州迎吕布,差点覆灭;孙策诛杀江东者众,终意外招致前吴郡太守许贡客所伏杀。
正如高敏先生在《汉魏之际的几支特殊世兵》分析刘焉父子的党羽东州军:“东州兵主要由南阳流民组成,故东州人与益州地主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仍是流民同益州地主之间矛盾的继续;益州地主之所以怨恨刘璋,是因为东州人侵暴旧民,而刘璋不能禁,即东州兵仇恨益州地主而刘璋不加制止之故。”刘璋日后故是纵容,但其父生前不更是诛杀豪强吗?纳东州兵、招五斗米徒、诛豪强最终目的就是与益州大姓争权,如任乃强先生所言:“贾龙击灭马相,其志亦当甚侈,特以尚无缘与汉朝廷接纳,故远迎刘焉于荆州界上。其意之轻焉……焉初入蜀,一切措施,无非为制贾龙。”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巴郡临江县条中,当地有严、甘、文、杨、杜五个大姓,甘宁正是当中的甘氏。刘表有督益州之名也可算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刘表是厚结大姓,与刘焉父子完全相反,故甘宁等的响应可算是贾龙等大姓与刘焉父子之矛盾的余波。再后续的余波是得三蜀大姓响应的蜀地豪门赵韪之乱(注7)。
刘璋有善战的叟兵(也称青衣羌,日后蜀汉劲旅无当飞军就是由这西羌支族所构成)、效死命的东州兵,加上当时益州内部还没有发生大叛乱,入蜀难(刘备有内应且得刘璋相邀入蜀,北、东两路大军尚需数年且赔上庞统;陆抗率军数万围罗宪二千守军于永安,不克,被迫退兵),而没有再尝试侵略为人懦弱无野心、采守势的刘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何况不久他将要忙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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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曹操和孙氏之侵。不过后遗症却是“刘璋与表有隙”(见《三国志.卫觊传》),情况至少维持至建安五年,赵韪虽有数万之众,但不欲腹背受敌而向荆州请和(注7),但这不等同二刘正式谈和。这情况的持续,曹操用朝廷的名义也可算上一功。卫觊虽然道路受阻困于关中,而无法“令璋下兵以缀表军”,但朝廷诏书应能通过汉中或新城、上庸,或经海路从交州到达成都,否则若这么多次诏书都根本不能到达,还会继续发吗?其中包括下令刘璋、孙策讨刘表、袁术(见《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和赵韪作乱时征刘璋入朝并遣牛?代之(见《三国志.刘璋传》注引《献帝春秋》)的诏书。
但这不代表刘表没有再蚕食益州,有可能只是向抵抗力更弱、三不管地带——东三郡中的房陵出兵。西城、上庸、房陵三郡本汉中之县,《华阳国志.汉中志》称:“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三郡崇山环抱、四塞险固,西汉时东三郡为罪犯流放之地。可经沔水、堵水、筑水到达襄阳,当中以益、荆交界的房陵郡离蒯族所在的中庐最近。蒋琬曾想以船载兵顺流攻魏兴(西城)、上庸,众议还路甚难非长远之策。因此张鲁据南郑之时这三县实际上已如田余庆先生在《东三郡与蜀魏历史》所说:“已与益州主要部份脱离,不得不各自为政……其中东端的房陵长久以来即受荆州襄阳的羁縻,也是势所必然。”
曹操平汉中后分置西城和上庸两郡,以在西城、上庸聚众数千家的申耽为上庸都尉,后其弟申仪又分别为蜀汉和魏任命为西城太守、加将军之职。申氏兄弟为双方所极力争取与孟达叛复有关,所以当孟达被斩后,很快为司马懿移出。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胡三省谓:“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查《华阳国志.汉中志》新城郡条,当中并没有提及有大姓蒯氏;但根据《校补襄阳耆旧记.卷2.蒯钦》的记录,中庐蒯祺娶了诸葛亮大姐;刘表曾以蒯越为章陵太守;曹操得汉中后并没有分出房陵郡;孙权日后在困难重重下也不愿罢手东三郡(注8);再鉴于刘表趁交州刺史、苍梧太守身故而自己私署(见后文),刘表尚且染指五岭外的交州,有可能无视无主之地、在襄阳西北的险要(北面为武当山)、有战略价值(不攻永安也能到达益州)的房陵吗?对刘表来说近乎垂手可得的,所以让蒯祺任房陵太守,后蒯祺随蒯氏一同降曹,仍为曹操所留任是最大的可能性了。
向朗当如洪武雄先生在《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所言,继邓辅后为刘备东征时的产物,与廖化为宜都太守一样。
若无沔水相通,东三郡近乎绝地,于汉中和襄樊取得胜仗之际才出兵,合乎刘备的利益;“为达兵所害”可以判断出并不是出自孟达本人之意,只是兵荒马乱之际误中流矢之类意外身亡。这又能间接证明蒯祺为中庐大姓,若只是曹操所署的一个普通太守,是杀是俘也不重要;若是大姓才有结好的价值,何况还是诸葛亮的大姐夫呢!
6.董卓曾遣赵谦率军向益州,并说服蜀郡人贾龙起兵叛应,所以刘焉是与董卓集团有隙,故与马腾一拍即合,刘焉更派五千叟兵助战。
7.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於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
建安五年,赵韪起兵数万,将以攻璋。《华阳国志.刘二牧志》
8.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将尹异等,以兵二千人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西城)?城,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权遂召岱还。《三国志.吕岱传》注引《吴书》
逊径进,领宜都太守……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三国志.陆逊传》
蜀(王先谦云安桥近蜀)、吴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塞以救(孟)达。《晋书.宣帝纪》
三、东进扬州累受创
兴平年间扬州有南北两扬州(自称的袁术和朝廷任命的刘繇),即东北与袁术为邻、东面与扬州豫章郡相接。袁术据九江后,又遣孙坚子策破庐江;汝南为袁氏的势力范围,因为此乃四世三公袁氏的老家,当时仍有黄巾余贼甘为袁术(后附孙坚只是附袁术表的豫州刺史孙坚)所用,官渡之战时袁绍仍能在汝南一呼百应。袁术以孙香为太守;孙坚曾率颍川太守李?讨董,颍川或还有
闻勇将不怯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
黄巾能为其效命(注9),能算势力范围,直至曹操迎天子于许都为止。建安元年正月曹操军至陈国武平,袁术所置的陈相袁嗣降,陈王刘宠和国相骆俊于建安二年中才为袁术所杀(见《三国志.武帝纪》),故袁嗣应仅有一县。建安二年(197年)前后,袁术版图还有所扩展:袁术曾欲让沛相陈?效命但被拒绝,一怒下自己私署,或建安元年征刘备时私署。舒仲应这沛相应有实土,建安二年时袁术留张勋、桥蕤于蕲县拒曹操(注10)。袁术自号徐州伯以吴景为广陵太守,这太守应有实土否则让他守哪里?刘备为吕布所袭后断粮,被迫投向吕布而改屯小沛(注11),这就为袁术所占,但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郡:陈?父子在建安二年为曹操内应,朝廷便拜其子登(陈?从兄子)为广陵太守,治射阳;同年陈?(就算真的曾被袁术署为扬州刺史,至少已被袁术所逐)在广陵最北的海西县为孙策所破(见《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兴平元年袁术从九江、庐江、汝南(大部份?)三郡,再扩土至一部份的广陵和沛国,领土遍及扬、豫、徐三州,百虫之虫死而不僵,刘表当初赶走袁术纯是撞大运杀孙坚后再断粮,但现在恐怕不能从施故技,能不惹为妙;荆南四郡尚未完全掌握,详见下章;孙策自从渡江南下后拓境迅速,刘表再胡?也不会忘记自己为孙策的杀父仇人吧?就算不出兵也应加强边境防备,更好的选择是把防线推前至豫章,所以纳入豫章郡是顺理成章的方向。而一切要从豫章太守周术死后开始说起。
根据华歆、诸葛亮、刘繇等人的本传及其注引,司马光整理后在兴平二年判断豫章太守的关系为:周术死后袁术私署诸葛玄为守,朝廷任命的朱皓出兵,诸葛玄败退西城。刘繇遣笮融助战,笮融却诈杀朱皓并代领郡事。刘繇出兵报仇并赶跑笮融,朝廷便用华歆继任。
华歆继后的豫章形势,可以参考建安三年太史慈向欲西征的孙策的汇报:豫章南的庐陵为僮芝以谎言自署为太守(注12)、豫章东的鄱阳民帅守境自立、豫章北的上缭有五、六千家自立,但输租布予郡而不会发兵助战。
但当中诸葛玄的细节根本没有理顺清楚,兴平二年刘繇被孙策打败,许邵劝其不如退保豫章,只要进贡曹操和刘表必定救援他这朝廷命官,但这只是许邵的个人想法,刘表并没救援过。司马光因为袁宏《后汉纪》这段话而采纳《三国志.诸葛亮传》其从父诸葛玄为袁术所署一说,因为他认为“若依表必不攻其所用”。
史界关于诸葛玄何年为守也有初平四年至兴平二年三个说法,所以《通鉴考异》的硬伤就是若前两者才为事实,那支持袁术说的理据自然就不成立。司马光这个兴平二年说的始创人,说服力较薄弱:朱皓之父朱?死于兴平二年三月,这个汉室忠臣之子恐怕也应丁忧吧?从州治曲阿兵败至彭泽要在三、四月间内完成,孙策何年渡江是另一问题,本文不作讨论,但时间上来说,诸葛玄为守应是兴平元年。
袁晔为吴国人,记吴国豫章事信服力会大点;袁术私署是其在寿春后的事,那时袁术之名早就臭名昭著:兄弟阋墙、攻杀刺史太守、欲让太傅马日?为己用,被拒后抢节逼其留下、用陈?子性命要胁,沛相陈?也不愿屈从等(见《三国志.袁术传》)。以诸葛家的家风来看,或者从考虑诸葛亮一家的安全著想,接受有交情、名声佳的刘表私署的豫章太守,恐怕才更加接近事实。
司马光曾在《通鉴考异》说“范书陶谦传亦云刘表所用”(胡三省作注时也没有质疑),当然如卢弼所言现在找不到这句,但如果北宋时《后汉书.陶谦传》压根没有这一句,要知道司马光**当时众多史家汇编该书,校对多次下还写上这句,会犯下如此业余的低级大错误吗?我认为可能性当真不大。
以前的《三国志》版本对比现存版本也有很多相异之处:一、发掘出土的臧洪和孙权残卷有异于现存版本之处;二、李吉甫所引《魏略》的内容,也大异于今版《三国志》(注13);三、《80御览》是一部类书,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所以会删掉与检索内容无关的词句以作精简,只在首句加上时间,但所有内容都是出自该书及其注引,其中卷181引谢承《后汉书》“綦母君公立精舍,受《公羊传》”一句,对比《三国志.陶谦传》所引,多了“公立精舍”四个字。结合这么多例子,《通鉴考异》故可作刘表说的间接证据。
另一方面,否定《献帝春秋》诸葛玄被朱皓兵驱逐之说的《山东省志?诸葛亮库》和《诸葛亮评传》(余明侠先生著),都肯定诸葛玄卒年为《献帝春秋》所讲的建安二年,但却都回避了袁晔所述的死因:西城民反(当然,诸葛玄的首级不可能送给已死的刘繇)。从建安二年因城民反而被杀往上推,接受刘表私署,先把幼小置于襄阳后赴任(又或在任后遣亲信护送),不敌朝廷任命的朱皓后退保西城,是否更能满足大部份史料(注14)?退一步,就算诸葛玄为朱皓驱逐后回荆州,但为“刘表所用太守”的可能性也较“袁术所署”为大。
《三国志.刘繇传》正文的“保豫章”说明诸葛玄已被赶出郡治南昌,否则当用攻等字眼,这能间接否定《献帝春秋》中刘繇遣笮融助朱皓之说。诸葛玄既已退走,无论是否有求于刘表,被孙策赶至彭泽的刘繇,也没理由浪费兵力和多树敌人。佛匪笮融曾借机杀广陵太守赵昱抢掠,败兵先至的他看见靠山刘繇将倒而反水,杀朱皓代领郡事。上述整理恐怕比《资治通鉴》更能交代更多的事情。
刘表不遣兵攻朱皓,因朱皓是名臣朱?之子让他不得不有所顾忌,关乎名声。至于朱皓其兄,交趾刺史朱符应健在,还考虑遣兵假道零陵、桂阳入豫章,可以反推若杀朱皓者为刘表,再没有假道的问题,那朱符将会直接发兵报仇;张津新官刚上任,士燮在建安二年上书争取改为交州的可能性很大,是肯定《牟子理惑论》所说的间接证据;朱?和朱符同为会稽人,进一步肯定父子之说。父本传不载可能因其治下交州混乱,最终被杀不甚光彩(注15)。
刘表应付孙家的同时,也有数次主动出击:
建安四年(199年)时派黄祖之子射,统水军五千救援前袁术(袁术已败亡)的庐江太守刘勋,但被大败,孙策接收刘勋两千降兵、船千只。据《后汉书.文苑.祢衡传》记载黄射是章陵(以南阳郡南部分出)太守;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资治通鉴》放在建安元年,故黄射当时应仍为太守。
孙策乘胜追击攻夏口,刘表遣侄子虎、韩?率五千水军长矛兵(水战主要武器之一有矛)救援,再败,刘虎和韩?被杀。虽然杀敌数字肯定有水分,孙策上表诏廷所言的杀敌两万余、被水溺毙一万余、缴获船只六千余,“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可以作参考。(见《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及《吴录》)
建安四、五年间,孙策因为骁勇的刘表从子磐多次入侵与江夏为邻的艾、西安诸县,从豫章分出海?、建昌等六县,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督诸将抗刘磐,自此刘磐再无侵犯。孙权统事后又委太史慈南方之事,以御刘磐。
孙权统事后以徐盛领兵五百,守柴桑长拒黄祖,黄射领兵数千攻击时,徐盛城中兵不满二百,仍伤敌千余,后开门追击破之。黄射自此不敢入寇。
建安十一、二年间,黄祖遣邓龙领兵数千攻柴桑,周瑜追击,邓龙被俘。(以上分见各人在《三国志》的本传)
9.(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邵等,仪及其众皆降……(五年)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之未破也,使刘备略汝南,汝南贼龚都等应之。《三国志.武帝纪》
孙坚亦率豫州诸群兵讨卓……(徐)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后汉书.董卓传》
时袁绍盛於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馀壁,诱其未降渠帅,於坐上杀十馀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三国志.满宠传》
太祖与袁绍久相持於官渡,绍遣刘备徇〔氵隐〕强诸县,多举众应之。自许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为忧。仁曰:“南方以大军方有目前急,其势不能相救,刘备以强兵临之,其背叛固宜也。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击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将骑击备,破走之,仁尽复收诸叛县而还。《三国志.曹仁传》
破文丑……与曹洪击〔氵隐〕强贼祝臂,破之。《三国志.徐晃传》
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三国志.赵俨传》
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颍川)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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