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不仅没能使中国走向富强，而且在洋务运动前，清朝
占全球GDP比例较高，和日本相比有明显优势；而洋务运动后，清朝占全球GDP比例下滑明显，对日本已经没有优势。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朝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引入了一些新技术，但速度明显慢于日本。可以说：清廷后来败给日本，与洋务运动不够成功有直接关系。
第一、洋务运动不是国家政策，是地方督抚在推动。
虽然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提出了富强的目标，但究竟怎样实现、如何评估成果、国家怎样推动等基本问题并未明确。
其结果是，洋务运动变成了清廷向地方放权，地方可借办洋务为名，截留税收，扩充自己实力，并私下与洋人勾连。后来的庚子事变中，东南之所以能互保，且事后清廷不敢追究，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相关督抚已与西人媾和，已呈独立格局，清廷亦无可奈何。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因清廷权力过于集中，失去灵活应对时变的能力，积弊之下，遂成社会危机，太平天国因之而崛起，东南半壁糜烂，国本动摇，不放权则无以战、无以养，在此背景下开启洋务运动，自然比较危险。
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强化中央集权，以中央政府为中心，集中资源，推出殖产兴业政策，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效率更高。
第二、洋务运动中各方离心、彼此拆台
推动洋务运动的地方督抚为免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刻意降低社会效率。比如修铁路，数十年议而不决，因牵涉利益方太多，各方都怕被人所乘。
为保证自己利益，洋务派之间并不配合，大家都是通过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向清廷要政策、要投资，要到钱、要到政策后，又千方百计转化为自己的实力，而非服务清廷。如李鸿章推行所谓专利权，他拿了很多专利，但实际上不办厂，也不允许别人办，这样的“新圈地”过多，到处都是禁区，民营资本无法进入，市场自然活力不足。
北洋水师成为众矢之的，后期覆灭时却无人肯伸出援手，因它挤占政府资金太多，用这些钱，李鸿章到处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引发众怒，一旦发生战争，自然会被队友坑害。
第三、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虽然李鸿章、曾国藩等人有一定世界视野，也比较务实，但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他们本人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不够，他们也没有深入学习的意愿。
明治维新时，许多日本高层主动学习英语，比如福泽谕吉，他原本是学荷兰语，发现当时英国是世界霸主，又转学英语，再比如伊藤博文，他原本仇视现代化，可到英国留学后，潜心学习，彻底更改了自己的偏见。
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从没觉得自己有学英语的必要，他们认为学英语是下属的事，他们当好官就可以，所以他们始终没形成现代思考的能力，对现代化的认识始终比较肤浅。
曾纪泽的英语确实不错，但口语较差，能写而已。马建忠号称通英语，是清末难得的外交人才，却被陈寿彭挖苦为“不屑与之为伍”，而陈彭寿本人英语水平也不很高，他翻译凡尔纳小说时，长句经常出错。回望洋务运动中，真正了解英国的人少之又少，只有郭嵩焘、严复等寥寥数人，而他们对清廷决策的影响并不高。
第四、洋务运动的企业大多亏损
与日本同时期开办的企业相比，洋务运动期间办厂虽设备甚佳，产品质量亦可，但绝大多数亏损，因为经营者很少是职业经理人，多是官员转行而来，他们不懂经济，只求媚上。
以日本邮船公司为例，它几乎与清廷的招商局同时开办，初期实力远逊，招商局在头几年中，在职业经理人领导下，扩充船只10倍，在国内市场上打败了英国公司，占据了长江航线36%的市场份额，本来是千年来少有的贸易胜利。可李鸿章对商人缺乏信任，最终还是任用了盛宣怀。
盛宣怀把持招商轮船公司后，数十年只添了几艘船，主要技术人员依然靠外国人，且航线扩展甚少，但盛为在股市上套利，不断购买各种公司，到清朝灭亡时，招商局的核心业务只占全部业务的很少一部分，但资产价值不断攀升，很好地满足了官僚、清廷的需要。
但在同时期，日本邮船公司基本实现了高层技术人员100%本土化，扩展了海外航线数十倍，船只数量也增加了近10倍，到1910年时，已成世界级运输企业，本业能力远超招商局。
通过招商局与日本邮船公司的对比研究可知，洋务运动虽然提出了富强的口号，但缺乏抓手，没有务实、贯彻能力，不仅不能强国，反而耗费了社会财富。
“睁眼看世界”是句很简单的话，可惜人性中固有愚蠢、骄傲、盲目、自私等因素，造成人们常常是半睁眼去看世界，只想为我所用，不愿真正融入其中。洋务运动名义上是学习西方，但从结果看，大炮、电报、洋船等“有用的”，清廷引入时间与日本相去不远，但报纸、现代银行、议会、现代邮政等“没用的”，引入时间便比日本差了几十年。这种半看眼、耍小聪明式的洋务，结果坑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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