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伐吴，历来被认为是替关羽复仇、将兄弟情义置于国家大事之上的轻率行为。其实刘备此举，既非激于义愤，也非一意孤行，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当时形势来看，更可说是必然之事。
一
刘备正式起兵东征，是在他正式即皇帝位的章武元年（221）七月，而关羽失荆州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为东吴所害是当年十二月，也就是说，刘备伐吴之时距关羽被害已是一年半有馀。刘备若在关羽死时即刻出兵，尚可说是激于兄弟情谊，但迟至一年半后方才出兵，则将此番出征单纯视作为弟复仇明显显得牵强。若从这一年半左右时间里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以及当时三方形势来看，刘备伐吴委实是另有根缘。
从关羽失荆州至刘备东征这段时间里，当时中国大地可说是风云迭起，魏蜀吴三方都不80。蜀汉这边大将关羽遇难，荆州丢失，自是损失重大。而孙吴一方在取得空前胜利之后不久，大将吕蒙即因病去世，吴主孙权因怕刘备报复，一面向刘备请和，一面又对曹操称臣。曹魏那面，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初曹操因病去世，其子曹丕继承魏王之位，后又胁迫汉献帝于是年十月禅位，东汉政权正式结束。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蜀中，次年刘备也称帝，至是年七月，正式率兵东下。
在曹操去世，汉献帝被曹丕所废，曹丕称帝，蜀汉也随之建国的情况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魏、蜀、吴三方之间又展开了新的争夺。以前曹魏尚可“奉天子以令不臣”，此时这一政治优势不复存在，而蜀汉一方倒自谓是继承炎汉正统，可以名正言顺地“兴复汉室”。东征伐吴实是雄才大略的刘备争夺天下的重要举措，在为弟报仇的旗号下掩盖的是他争夺天下的雄心。另外，他在章
庶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
武二年（222）兵败夷陵后，并未径回成都，而是留驻白帝，并改白帝城所属的鱼复县为永安，明显是欲以永安为驻跸之地，准备有机会再由此挥兵东下。再者，当秋九月，魏国三路伐吴，刘备闻听此讯后，也移书陆逊云欲东征。凡此均可见其希冀卷土重来的雄心。那么，刘备又为何不先伐曹魏呢?实则曹魏一方，虽旧主（曹操）故去，但猛将犹存，曹仁、张辽、徐晃、张嗔等都是身经百战、足可独挡一面的大将，况且曹魏势大，三分天下有其二，讨伐曹魏一时难成。另外正如诸
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豕犬而---演义中曹操原话 ----曹操
葛亮《隆中对》中所言，讨伐曹魏须两路夹击，而在荆州已失的情况下，南北两路同时出兵的条件显然并不具备。若要先伐强魏，则势必要和东吴讲和或结盟，这等于是让东吴造成永久占有荆州的事实，一世枭雄刘备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反观东吴这方，在赤壁之战以后，虽最终得了荆州，然周瑜、程普、鲁肃、吕蒙等大将相继谢世，给人以国中无人的感觉。对刘备来说，伐吴实较征魏更有把握。伐吴固然是担风险，但比之在这之前刘备以孤军深入蜀境，取得全胜，那风险要小得多。刘备自赤壁之战以后，军事上一直较为顺遂，从刘璋手中取得益州不说，还虎口拔牙，硬是从夙敌曹操手中夺得汉中，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胜利。刘备未尝不想借平定巴蜀、汉中的馀威，打着为弟报仇的旗号，名正言顺地出兵伐吴，重夺荆州，进而为接下来的进兵中原做准备。另外，曹魏虽然难以攻取，但在当时新旧交替、内部还须重新磨合稳定的情况下，暂时还不会在自己伐吴的时候从背后袭夺汉中，自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在前方放手一搏。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备伐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魏一方虽接受了东吴的请和称臣，但一直未出兵助吴，这固是坐山观虎斗，欲得渔翁之利，但也说明刘备兴兵之初对曹魏一方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在当时三方重新争夺天下的新形势下，伐吴在政治上师出有名，军事上胜算较大，故刘备经过一番战略选择后，将伐吴作为自己重新争夺天下历程的起点。刘备东征，不是他独断专行，而是既定政策的执行，若从荆州的地理位置，从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来看，更可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
一般人认为刘备伐吴违背了诸葛亮以前对他所言的“隆中对”，实则恰恰相反，伐吴正是依据隆中对策而行。“隆中对”的核心思想确是联吴抗曹，但联吴抗曹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刘备先要能够“跨有荆、益”，即占领荆州和益州：“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三国志?诸葛亮传》；以下引文凡出于《三国志》者，不再注）诸葛亮为刘备谋划的蓝图，是先取得荆州，再占有巴蜀，有了这广大地域为根基，然后东连孙权，在天下有变、时机到来时，从秦川、宛洛两路出兵，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现在荆州为东吴所占，从荆州出兵的条件已经失去，为了将来在时机到来时能按原计划行事，为了“隆中大计”能够成功，那就必须再设法重夺荆州，否则别无良策。
刘备君臣欲得荆州，同时孙吴集团也必争荆州。诸葛亮与刘备有“隆中对”，东吴一方也早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周瑜就曾对孙权言欲在取得巴蜀、汉中后，“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曹）操，北方可图也”（《周瑜传》）。周瑜的这一军事计划，简直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如出一辙，孙权也同意了周瑜的这一计划，周瑜临逝前在给孙权的上疏中还重言要“规定巴蜀，次取襄阳”（《鲁肃传》注引《江表传》）。除了周瑜，东吴一方其他人也多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鲁肃尝为孙权陈以时势利害：“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荆州当时为刘表和其部将黄祖所有，鲁肃所言，也欲完全占据荆州，取得战略优势。刘表去世时，鲁肃向孙权献计，再次言及荆州的重要性：“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鲁肃传》）为孙权计，荆州为必得之地。甘宁归东吴，在向孙权陈计时，也明确提出要先占荆州：“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甘宁传》）“英雄所见略同”，甘宁给孙权定的先得荆州、后规巴蜀的计策，与周瑜的“规定巴蜀，次取襄阳”不谋而合，与诸葛亮向刘备献的“隆中对”异曲同工。夺取荆州是东吴君臣的共识，也被东吴作为既定的国策一直在推行。
孙、刘两家皆视荆州为必争之地，刘备在赤壁之战以后，乘机占领了荆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刘表长子刘琦逝后，刘备又代为荆州牧。后又趁着与东吴联姻诣京见权的机会，求借荆州之地，孙权听从鲁肃之言，竟也答应了。东吴方面在周瑜取得南郡后，乘势向刘备提出欲借道荆州以伐蜀，刘备以自己与益州牧刘璋有同宗之谊，不许，还派关羽、张飞等屯据要害，不让东吴兵过，孙权不得已将人召还。后刘备却自己率人入蜀攻刘璋，孙权闻知后愤言：“猾虏乃敢挟诈！ ”（《鲁肃传》）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定蜀地，次年“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孙权大怒，乃遣吕蒙率兵分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孙权亲自驻兵陆口，节度诸军（《吴主传》）。此时刘备在蜀中闻听孙权使人袭夺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也自“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先主传》）。东吴吕蒙在得了长沙等三郡后，也与鲁肃合兵并进，拒关羽于益阳，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幸亏此时曹操率兵入汉中，刘备惧蜀中有失，才与东吴讲和，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两家还在为荆州而明争暗斗，最后东吴趁关羽攻襄阳时袭夺荆州成功。
荆州一地对东吴与西蜀而言均可谓是必争之地，刘备在荆州被夺、二弟被杀后，要率兵收复荆州，可说也是必然之举。若再从蜀汉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从荆州士众的人心所向来看，则东征伐吴不仅不可避免，更是刻不容缓。
三
刘备在未遇诸葛亮、未得荆州以前，可说是居无定所，兵微将寡。至投刘表之时，刘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备后期的军事势力，主要也就是在荆州发展起来的，其手下士卒多为荆州本地人，即使经过当阳惨败，得奔夏口时，“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诸葛亮传》），这两万之众就是刘备后期军队的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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