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突然去世，对于曹丕是一场危机。留给曹丕及其继承人最大的政治难题，是一场看似不起眼的过场戏———汉帝“授太子（曹丕）丞相印、绶”。此一流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走走过场，可大可小，但其实干系重大，稍有不慎，一招落空，满盘皆输，其关键在于“魏王”与“汉丞相”之间的“不对称”———当时，曹丕已被立为太子，因此，承袭魏王铁板钉钉，但是，如果不能领丞相印、绶，则朝不保夕
，甚至有灭门之祸（此一点曹操生前已有提及）。当然，以当时曹魏势力，曹丕夺取丞相印绶自然不是问题，但仍然需要汉朝傀儡政权的一个印章。因此，之后的名义上的禅让、实质上的篡位则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一政治难题。这一篇我们关注在“曹操之死”这一组织变局的关键转折点上，曹丕缘何由最初汉帝诏命的过场戏走到“假禅让为攘夺”的篡位之举。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便也曾觊觎过皇帝大位，不过，终其一生，唯以周公自诩，未敢篡汉自立。但是，曹操辞世不足一年，其子曹丕还功业未就，就迫不及待地以所谓“唐虞盛事”，“假禅让为攘夺”，废掉汉献帝，践祚登基，建立了大魏王朝，这便是后来的“汉魏故事”。
兵家胜败真常事，卷甲重来未可知。 ----罗贯中
尽管托古“禅让”费尽了心机，但是，无论怎么样包装和伪饰，曹丕都难以逃脱篡位之嫌。不过，曹丕称帝似乎又是情非得已，其中也有一些难以言喻的苦衷：其父曹操南征北战、纵横捭阖，终于创建了曹魏基业，此后，子承父业便天经地义了，但是，如果曹丕有一天蓦然发现魏国这个组织系统其实是无法独立、自存、自圆其说的，那么，他想望着打破这个似乎不能自给自足的自组织，并在另一个更大的组织系统内，为他本人乃至他的那些后继者们设计出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
此后，不断地由权臣导演的“禅让制度”便相沿成习，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更迭———作为解决政治矛盾的核心———的主要形式。
当公司组织裂变已不可避免之时，属下的人事安排就至关重要。皇权更迭，“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稍有不慎，戏剧中常见的“弑父”情节就会相继上演。而曹丕篡位也大有殊途同归之意，只不过其“假禅让为攘夺”，相对于“征诛”而言，已属难得了。
汉帝“诏命”：必须的过场戏
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崩于洛阳军中，一代枭雄壮志未酬，便撒手人寰，令人唏嘘不已。当然，一位强势的父亲终于谢幕了，早已经被立为魏国太子的曹丕就要熬出头了，从此，他不必再战战兢兢。不过，看似一切都尽在掌握，但其实不然，这更像是一场看似不大不小，实则又可大可小的政治危机，甚至于一招不慎，却可能满盘皆输。
当时，曹丕正留守在后方邺城，此时军中却是暗流涌动：先是“青州兵”集体哗变，继而曹彰又带兵从长安来奔，欲袭取魏王玺、绶，借机矫诏立曹植。此二事变之于曹丕，不可不谓之为危机，尤其曹丕熟读经史，设身处地，更不可能不晓得秦朝末年胡亥矫杀公子扶苏的那段往事，以及眼下曹彰矫诏的利害。
曹丕的昔日群僚们乃至后世的史学家们看似也都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主要矛盾聚焦于“青州兵”以及曹彰问难，但是，曹操之死留给曹丕及其未来继承人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难题和隐患，却是另一场看似毫不起眼的过场戏，这便是一度被曹丕的那些幕僚们看作是透明人的那个傀儡———汉帝的“诏命”。
据《资治通鉴》载，“群臣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尚书陈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胡三省注：爱子，谓鄢陵侯彰也），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汉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策诏，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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