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陈寅恪特别注意族群与阶级集团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指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有着很大的不同，像著名的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属于儒家信徒。而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氏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转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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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汤止沸，不如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毒。 ----罗贯中
太守；父司马防，历官洛阳令、京兆尹，防共有八子，司马懿为其二子，属于儒教信徒。若追溯河内司马氏发家的渊头，当起于司马钧征西羌。司马钧以武将起家，到司马?时，已由武转文，且“博学好古”，成为士大夫阶级了。在东汉时代，服膺儒教是一种普遍现象，其豪族并非河内司马氏一家一姓，另有数家豪强与之相抗，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家族，皆是东汉信奉儒教的名门旺族，汉、魏的主要士大夫，其出身大抵为地方豪族，而豪族往往就是重孝、重礼的儒门世家。与之相异的是，魏统治者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宦有关，就一代奸雄曹操的家庭出身来说，是寒族，阉宦阶级，与豪族服膺的儒教不同，曹操的思想与当政后实施的政策，即由他的阶级出身所决定。如曹氏崇尚节俭的风尚，而且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如曹植的妻子身穿衣绣，被曹操登台发现，遂“以违命还家赐死”。曹操如此厉行节俭，与他出身于寒族及当时的经济破坏衰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于摧毁豪族的奢侈风尚和儒家豪族的精神堡垒，即汉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然后才能稳取刘氏皇位而代之。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曹操曾分别下达求才命令，史称“三令”。其中第三令有“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的“三令”，旗帜鲜明地向世人表白了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而曹氏取材则不以此为许。曹操的标准是才，不是道德。这一理论形同向儒家豪族投掷的宣言书，宣布了汉以来儒家豪族遵奉的金科玉律以及征辟进仕制度全面破产。就曹操的出身和政治地位而言，若不对儒家经典教义摧毁廓清，则无以立足，更不能与儒家豪族代表人物如袁绍之辈竞争取胜，后来证明他的方法是有效的。
摧毁了儒家教义并掌控中枢的曹操，转而求以法术为治，特别注重刑法。陈琳在讨曹操的檄文中所说“细政苛惨，科防互设”即指这一施政方针。按陈寅恪的观点，重刑法可以说是曹操鄙弃儒术的一种必然结果，这就势必形成了儒家豪族与出身寒族阶级的根本对立，而这种对立的最终结局是势力消长，政权嬗变，而建安五年官渡一战，“实亦决定东汉中晚以后掌握政权儒士与阉宦两大社会阶级之胜负升降也。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河内司马氏，虽即承曹睿之庸弱，渐握政权，至杀曹爽以后，父子兄弟相继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业。……司马氏之帝业，乃由当时之儒家大族拥戴而成，故西晋篡魏亦可谓之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这一个儒家与寒族的交替反复，是一生多诈的曹操所未料及的。
陈寅恪认为，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了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司马晋与曹魏的政治取向与统治手段大不相同的原因，关键在于统治者本身的社会阶级不同。西晋的统治者是奢侈的，但有的也很吝啬，只是无论奢侈还是吝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证，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