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人对三国时期的战争、历史人物和事件格外关注，他们或检讨三国时期战争的得失，或剖析三国人物之行事，目的非常明确——“此皆前代之殷鉴也”。其评论虽未必公允，但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距三国最近，战争的陈迹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影响当残留更多。因而两晋南北朝时人们的种种评论，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三国历史和三国文化，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些论文和学术性文字对此已有触及，但并不是专题性的讨论，尚不系统和全面。本文再进一步做些工作，试图使其能更深入一些。
四、对三国其他人物的评论
荀?在两晋南北朝时受人抨击，包括陈寿在内的人们普遍认为正是由于这位企图做汉室忠臣者尽心竭力的辅佐，曹操才得以羽翼丰满，完成了篡汉的准备。“世之论者，多讥（荀）?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之由。”刘宋的裴松之却认为这种论点目光短浅，对荀?
卿不负孤，孤亦必不负卿也。 ----罗贯中
的评价太欠公正。裴松之指出，应当把荀?“救世”的想法与他“忠君”的愿望区别看待。荀?难道会不知曹操之志在代汉自立，但董卓之乱后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如果没有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那汉王朝只会垮得更快，老百姓的灾祸也只会更惨更烈。而能芟夷大难者，则非曹操其人莫属。就荀?的本意而言，与其说他在辅佐曹操，不如说其意在拯救乱世。这就有点象人们病急乱投医，能先把病控制住，用什么方法都行。此乃不得已而为之。至于社会已基本安定，曹操篡汉的企图日见显露，荀?此时再以死明己志，实现他个人的愿望，本无可厚非；况且荀?为了达到拯救乱世的目的，去做自己本不愿做的事，可以算得是忍辱负重，“志行义立”。裴松之认为，说荀?既辅助曹操篡汉、又在其将要成功时自尽以示自己是汉室忠臣，二三其行，这种论点对荀?来说实在是污蔑。（《三国志?魏书》卷十卷末裴松之按语）关于司马懿，两晋南北朝人大抵持否定意见。十六国时期石勒与其部下讨论后嗣问题时，大臣程遐就认为必须防范司马懿似的人物，指出“魏任司马懿父子，终于鼎祚沦移”。（《晋书?石勒载记》）如果说，石勒与晋王朝是敌对的，这样说难免有偏见的话，南朝与东晋有继承关系，应当就不会偏激了吧！《南史?檀道济传》载：“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时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马仲达也。’”
由上可知，司马懿在南朝人们的心目中，仍然也是作为篡取皇权的权臣典型，被人防范，为人鄙弃的。
对刘禅的评价在当时则有歧见。多数人认为其无能，对这位居然说出“此间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不屑一顾。但也有不以为然者，如匈奴刘渊欲建国称汉，就立意“追
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
尊后主，以怀民望。”其建国时“自称汉王，置百官，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魏书?匈奴刘聪传》）而晋人李密把刘禅比做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可谓别出新论。《晋书?李密传》载：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
李密在蜀汉时曾任尚书等职，他对刘禅才能、人品应当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的这种论点，颇令人深思：亡国后仍言安乐的刘禅，究竟是真的恬不知耻，还是装风卖傻以保全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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