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去了西川，将荆州托付给了关羽。按照诸葛亮之《隆中对》的战略构想，一旦“天下有变”，关羽可率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与刘备的“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形成两路夹攻之态势。“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如果这个构想得以实施，那么，就该曹操郁闷了。
当然，这只是诸葛亮的一厢情愿罢了。且不说江东的老孙家对荆州垂涎已久，如果在背后来那么一下子，刘备阵营该如何应对。就说关羽吧，自打水淹七军之后，骄狂不可一世了，那里还能将天下英雄
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
放在眼里?从拒绝与孙权做亲家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处于孙曹两家的联合包围之中了，自保尚且不能，还如何完成“以向宛、洛”的重任?性格决定个人命运，同时也决定历史的走向，这是一种必然。也就是说，关老爷的个人性格，已经被历史当做了选择的筹码。
分析关老爷败走麦城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既存在历史之必然因素（选择），又存在个人的偶然因素。这个“偶然因素”，与男人的“例假”有关。
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均认为，女人有“例假”，男人也有“例假”。女人的“例假”是每月一次，男人的“例假”是每两个月一次。具体特征为心理上出现意志消沉、精神不振、焦虑、易发火、抑郁等，生理上表现为没有“性趣”、头痛、失眠、过敏、磨牙、反胃等。这些心理和生理特征，在关老爷身上曾经有过三次不同程度的体现。
第一次“例假”，应该是在关羽发起樊城战役的前后，具体症候是“焦虑、过敏、轻信”等，这种症候恰好就被老孙家的人给利用了。
樊城战役到底该不该打?赵炎以为不该打，因为条件不成熟，也不存在以攻为守的借口。正常情况下，关羽只要固守荆州，与东吴搞好关系，等待刘备在西川完成部署，然后一起出兵，这一点其实不难做到。但是，关老爷却突然“焦虑”起来，非要跟已经龟缩的樊城之敌过不去，真不知道他“解放”了樊城，下一步又该干什么?莫非他想凭一己之力统一全中国?
他心中很清楚，老孙家的已经被自己彻底得罪了，所以，必须要时刻防范他们在背后搞鬼。他在沿江设置了大批用于报警的烽火台，还派出谍报人员刺探人家的秘密，这哪里是对待盟军的做法，分明是把人家当敌人看了。
面对关羽的焦虑和过敏，东吴的应对策略是，让吕蒙装病，启用“黄口小儿”陆逊，来麻痹关羽。于是，关羽又出现了“轻信”的症候，松懈了对荆州的防备，并将荆州的大批兵力调往樊城
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 ----罗贯中
前线。吕蒙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荆州防务空虚的情报，将战船伪装成商船，精兵扮成商人，骗过烽火台的守兵，当夜二更，船内精兵杀上岸来，占了烽火台，拿下了荆州。第二次“例假”，大约是在关平兵败回到大寨报告荆州失陷的时候，关老爷的具体症状是“暴怒、愤恨、失眠、晕厥”等等。作为一个镇守一方的诸侯，遭遇不利的局面，理应镇定再镇定，思考对策，以挽回败局。然而，关老爷的表现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果不是来了“例假”，似乎没有其他的解释。
荆州丢了以后，关羽有无挽回败局的可能呢?赵炎以为，有。当时的情况是，吕蒙只是夺了荆州，并未直接与关羽为难，至少没有主动向关羽发动攻击。也就是说，孙权已经给关羽留了回旋余地。关羽的正面之敌，依然是曹操的军队。
关羽应该想到，收复荆州，是不可能的了，不如在此时向孙权示好，修复业已破裂的联盟关系，以换取对付曹操、等待成都救援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条件。这一点，孙权会答应。曹操一方，志在确保樊城的安全，从曹操主动命令徐晃停止攻击的行为来看，他们还不具备发起大规模攻击的实力。关羽只需固守大寨一个月，战局必然会往好的方面转化。
然而，关羽似乎真的被“例假”影响了。身上有箭伤，还要亲自出阵与徐晃大战八十余回合，明显属于“暴怒”之下的不理智行为。作为主将，一旦战场败绩，必然会动摇军心。另外，妄想再次收复荆州，兵临城下，给吕蒙提供了上演“四面楚歌”的机会，致使许多将士半路而逃，这是“愤恨”惹的祸。至此，东吴的大门被关羽自己堵死了，局面更加难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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