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是中国古人生活中的大事，其厚与薄与伦理道德、政治经济状况、社会舆论、政府导向等因素密切相关。两汉时期，尽管多位皇帝提倡薄葬，但从皇帝到平民，厚葬仍然占据主流。到了三国时期，情况突变，薄葬成了丧葬风俗的主流。本文拟就这一变化的状况、原因、特征与影响略抒己见，冀求教于方家。
《礼记?中庸》曾言：“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儒家这种“事死如事生”的孝道思想，在两汉得到极度发扬，厚葬蔚然成风。虽有文帝、成帝、光武帝、明帝倡言薄葬之诏，但皇家厚葬之风依然很盛。西晋愍帝时，天下大乱，“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索）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索）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
世异时移，到了三国，丧葬风俗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皇家与达官贵人都热衷于薄葬了。这种风气在曹魏表现得特别明显，先说帝王。魏武帝曹操建安十年平定冀州时，以天下战乱已久，民生凋敝，除减租赋外，“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5]（《武帝纪》）。关于他自己的后事，他在建安二十三年下了如下一道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5]（《武帝纪》）这道令，选定了自己寿陵所在地，讲出了“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初步打算。建安二十五年春天，曹操辞世之前又遗令道：“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5]（《武帝纪》）
关于“敛以时服”，《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即位后，针对曹操高陵上有司依汉制所立祭殿，于黄初三年下诏日：“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睦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1]（《礼志中》）曹丕不仅彻底完成了曹操薄葬的愿望，自己也身体力行。他于黄初三年冬十月，选定首阳山作为自己的葬身之所，作终制日：“……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台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对于父亲遗命不敢违抗，“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5]（《文帝纪》）。
曹睿的葬制，《三国志》中无明确记载，《晋书-礼志中》这样说：“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速营陵墓之制也。”可见，曹睿也是依照乃父乃祖的做法，实行薄葬的。至于曹魏此后三住少帝，或被废黜，或死于非命，或禅位，下场悲惨，史虽缺载，丧葬自然也不会奢侈。
上行之，下效之。曹魏的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也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薄葬以适应朝廷的要求，这在史籍中多有记载。魏文帝郭皇后的外甥孟武欲厚葬自己的母亲，郭后止之日：“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5]（《后妃传》）郭后崩，也仿照曹丕的葬制而薄葬于首阳陵西。曹操的儿子中山恭王曹衮，于文帝黄初三年病重之时，敕令属官薄葬：“吾寡德忝宠，大命将尽。吾既好俭，而圣朝著终诰之制，为天下法。吾气绝之日，自殡及葬，务奉诏书。”[5]（《武文世王公传》）
曹衮的哥哥、一代文豪陈思王曹植，也遗令薄葬。可见，曹操作薄葬“终制”的举动，已经成为“天下法”，对皇亲贵臣都有约束力。
曹魏的大臣中，史籍中载其力行薄葬者颇多。右将军徐晃病笃，“遗令敛以时服”[5]（《徐晃传》）。左仆射徐宣，“遗令布衣疏巾，敛以时服”[5]（《徐宣传》）。尚书令裴潜，“遗令俭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余一无所设”[5]（《裴潜传》）。司徒韩暨，“遗令敛以时服，葬为土藏”[5]（《韩暨传》）。古仆射王观，“遗令藏足容棺，不设明嚣，不封不树”[5]（《王观传》）。曾任光禄勋的高堂隆，“遗令薄葬，敛以时服”[5]（《高堂隆传》）。
司马懿生时为曹魏政权中的权臣，为西晋代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被晋朝追尊为晋宣帝。魏齐王曹芳嘉平三年，司马懿临终之前，“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1]（《宣帝纪》）。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继掌曹魏国柄，在晋代被迫尊为晋景帝，不仅遵命埋葬了司马懿，自己临终前，也遗令仿效乃父薄葬，史载“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1]（《礼志中》），是也。
曾任济阴太守的沐并，“年六十余，自虑身无常，豫作终制，戒其于以俭葬……至嘉平中，
北海酬恩日，神亭酣战时。临终言壮志，千古共嗟咨!
病甚，临因，又敕豫掘培。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焰，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妻子皆遵之。“”（《常林传?注引?魏略》）。沐并此举，可以说把薄葬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相对于曹魏而言，刘汉与孙吴两国关于丧葬的资料记载相对较少，这与鼎立之际战乱频繁，两国历史文献散佚过多有关。即使如此，所存史料中，关于薄葬的信息仍然不少。
先说刘汉。先主刘备在怒伐东吴而败归的途中，崩于永安官。临终，“托孤于丞相亮”。诸葛亮上奏刚即住的后主刘禅日：“……乃顾遗诏，事惟大宗，动容损益，百寮发丧，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5]（《先主传》）后主刘禅国亡而迁于魏都洛阳，晋武帝泰始七年死于洛阳，自然也不会厚葬。
一代名相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5]（《诸葛亮传》）。刘蜀的其他大臣，其丧葬资料皆无，然重臣中董和、费神等并效诸葛亮之俭约，想来也不全厚葬。
三国之中，孙吴丧葬的史料亦少。皇帝中，资料皆缺载。现翻检《三国志>；，择吴臣之遣令薄葬者如下：
开国元勋之一张昭，“遗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5]（《张昭传》）。大将军诸葛瑾，“年六十八卒，遗命令素棺敛以时服，事执省约”（《诸葛瑾传》）。一代名将吕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5]（《吕蒙传》）。大司马吕岱，“遗令殡以素棺，疏巾布?，葬送之制，务从俭约”[5]（《吕岱传》）。尚书仆射是仪，“及寝疾，遗令素棺，敛以时服，务从省约”[5]（《是仪传》）。
值得注意的是，吴国曾明令禁止长吏奔丧。据《三国志》卷六十二《胡综传》言，孙权时，“以内外多事，特立科，长吏遭丧，皆不得去，而数有犯者。（孙）权患之，使朝臣下议。（胡）综议以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后必绝。遂用（胡）综言，由是奔丧乃断”。以大辟之刑禁绝奔丧，也可视为丧葬从俭的一种表现。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时期开始兴起的薄葬之风，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其一，薄葬的范围遍及魏、蜀、吴三国，而以魏国推行得最彻底。这主要是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父子与在曹魏中后期执掌其国柄的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的竭力提倡所致，而以曹氏父子的影响尤深。
其二，实行薄葬，已形之于律令。前引魏中山恭王曹衮曾言，“圣朝著终诰之制”，已经“为天下法”。《宋书》卷十五《礼志二》亦言：“汉以后，天下
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敞，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晨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孙权时，用大辟之刑以阻止文武之臣奔丧亦为明证。
其三，丧制变化明显。首先，抛弃了两汉间相当普遍的久丧之习．实行短丧。曹操遗令“丧毕，皆除服”，刘备遗令“百寮发丧，满三日除服”，沐并更下令“气绝，令二人举尸即蝠，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莫”，《宋书》卷
十五《礼志二》认为，“此则魏蜀丧制又并异于汉也”。其次，改革了奔丧制度。曹操遗令“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孙权甚至以大辟之刑阻止文武大臣奔父母之丧。再次，不以丧废乐。《宋书》卷十五《礼志二》言；“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
其四，墓葬规制上，崇尚土葬，不封不树，不立碑，不存祭殿，力求俭约。帝王中，以曹氏父子与司马氏父子为代表，皆遗令因山为陵，不封不树。名臣中，诸葛亮遗令葬于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余者不胜枚举。不准立碑，已见于曹操之令，至于祭殿，曹丕曾专门下令拆除曹操高陵上依汉制所建祭殿，“以从先帝位德之志”，他自己也下令死后陵上“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
其五，墓室内，棺材、殓服、明器十分朴素。棺材多为“素棺”，殓服多为“时服”，前引材料已充分说明，两汉之间那种“刻金缕玉”、“?梓??”、“多埋珍宝偶人车马”、“崇侈上僭”的普遍现象已经基本绝迹。随莽明器，亦多选瓦器数具，诫如<；宋书》
卷十五《礼志二》所言；“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需要说明的是，见诸三国史料的，也有厚葬者。如孙吴末帝孙皓，豪奢成性，曾经为了厚葬所宠爱的左夫人张氏，而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已葬之后，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国人见葬太奢丽，皆谓皓已死，所葬者是也”[5]（《妃嫔传?注引?江表传》）。孙皓正因为这样奢侈而残
暴，终于做了亡国之君。不过，在现存三国史料中，像孙皓这样兴厚葬之举的，真可谓是凤毛麟角。
由两汉间的务求奢靡的厚葬之风，一变而为三国之际的刻意俭约的薄葬之风，其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对行厚葬导致的悲剧——盗墓的恐惧，是促使这种风气转化的最根本原因。
厚葬把大量的金银珠宝埋于地底下，自然会引起贪财者的觊觎。和平年代尚有盗墓的，东汉桓谭在《新论》中曾经说；“阳城子张名衡，蜀郡人。王翁时，与吾俱为讲学祭酒，及寝疾，预买棺椁，多下锦绣，立被发冢。”到了天下大乱时，掘墓之举更是触目惊心了。两汉交替之际，赤眉军曾发掘西汉诸帝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3]（《刘盆子传》）。汉文帝曾大力提倡节俭，他所葬霸陵在西汉诸帝中可算俭朴，仍然被盗发数次。东汉末年，天下崩乱，残暴成性的大军阀董卓，胁迫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前夕，纵兵“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5]（《董卓传》）”。——呜呼，两汉陵墓皆难以幸免！不仅皇陵如此，达官贵人厚葬的坟墓也难以幸免。曹操在战乱时为了筹集军资，就曾大肆发掘坟墓。对此，袁绍在起兵讨伐曹操的檄文中揭露道：“又粱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曹）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5]（《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
曹操如此，当时争战中的其他军阀也是如此。因此，前引郭后所言“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自然不是夸张之辞。正因为这些活跃在三国舞台上的帝王将相们亲眼看到了、甚至亲身参加了这些掘墓行动，才使他们对厚葬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只好追求薄葬以求得死后灵魂、尸骨的安宁。曹操在遗令中仅以“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为由，遮遮掩掩地表达了自己要求薄葬的愿望，曹操的儿子曹丕，则于前引终制中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追求薄葬的根由所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正是对这种“焚如之刑”的恐惧，他才像乃父一样追求薄葬，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去处。他恐惧自己的儿子臣子们不遵守他的遗令，就在前引终制中以史为鉴，把这件事提高到了考验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忠臣孝子的高度：“季孙以??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灞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灞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菖、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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