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统治的中后期，与早期兢兢业业的勤政相比，其越来越追求精致享受，并力求在自身上打造“十全皇帝”，以此成为亘古未有的“千古一帝”。在个人享受上，其收藏的各种珍宝数量之多，价格之昂，均创历史之最。
在乾隆五十八年后，几乎每月都收受贡品，进京的大车排队也还要几天几夜才能送到皇宫。“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篝火向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万国进贡记》。
以和?为代表的“办贡能臣”在地方大员的配合下，掀起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大的进贡潮，一时之间官员争相措办精美贡品，以此得到快速提升，至此，地方大员和各部堂官大部分靠着进贡得到乾隆欢心，同时从上到下开始席卷搜刮，那些进贡最多最好的得到乾隆赏识的，后来多数都成了特大贪案之人。
当时有个叫李侍尧的“优于办贡”，并因为他的成功引领了“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山东巡抚国泰进贡的频繁已经让乾隆有些吃不消：“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几个月后，由于国泰犯案，被赐令自尽，这属于典型拍马屁没拍成，倒霉的一个。多数人还是因为善于办贡获得乾隆青睐而得到重用。
但是也有特殊人物不愿意做贪吏，却也想进步的，这个人后来成了嘉庆帝的老师，名叫朱?，中了乾隆十三年进士，这时才只有十八岁，可谓才学极佳，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出任山西布政使。
此后不久，乾隆将其调回北京在上书房担任侍讲学士，后来专门负责永琰(嘉庆帝)的文化基础课老师。当朱?接到乾隆调令竟然非常犯愁，因为连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当时的所有官员都是靠各种潜规则收受财务，或是到地方搜刮，而朱?从来不屑于此，认为做人要堂堂正正，做官要干干净净，最后无奈找了阳曲县的县令借了二百两银子，把借条塞给他，到了北京后托人把银子捎回山西，要回了借条。
在认真教育学生永琰学业的同时，朱?拿出很大精力教导他做人的道理，如何提升个人修养和品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的嘉庆帝私德极好的原因。
?朱?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外放安徽巡抚，这年恰逢乾隆八十大寿，各地方大员使出浑身解数大办特办贡品，朱?因为一直坚持做官操守，依旧很贫穷，别说真品没有，就是赝品他也买不起。但是如此隆重的节日，不向乾隆有所表示，这也实在说不过去，为此他干脆也给乾隆来个“雅贿”，与别人稀世字画送给乾隆的“雅贿”不同，朱?干脆发挥自己写字长项，把乾隆写的诗凑集起来，加上注释，写上序言、跋语，然后进行热烈品评，最后没花钱终于把这件礼品做完送到了乾隆那里。
还别说，乾隆天天收礼已经视觉疲劳了，一见到朱?编辑注释自己的作品，并且把他的作品歌颂的非常伟大时，乾隆顿时心花怒放，朱?说乾隆的作品“刊千古相承之误，宣群经未传之蕴，断千秋未定之案，开诸儒未解之惑。”乾隆看了高兴的表示“颂皆当过”，然后赶紧说：“虽然歌颂得有点高，但是情况还真是这样，并非阿谀之词。”《清高宗实录》看来朱?的“雅贿”，不仅没有成本，而且收效还很大。
要知道，乾隆个人爱好方面以诗文为最，其一生写过四万多首，但是除了群臣的低级吹捧外，乾隆已经听的没有新鲜感了，只有朱?才是最高级水准的品评，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对于乾隆的自我诗文造诣有着极大的鼓励。
此后，朱?又给他编纂了《御制论史古文》、《御制纪实诗》等，每次乾隆看了都十分开心，并对朱?给予了大力表彰，还给了那些进贡能臣不能得到的自己用过的笔墨、扇子、荷包等礼物，最后将朱?编纂的这些作品出版发行。除了这些，乾隆开始提拔重用朱?，让他署理两广总督，甚至要打算将他调入北京做大学士，要不是没有和?的极力阻挠，朱?就会提前进京入职。
可以说，朱?因为没钱，又赶上了靠进贡提升的时代，而自己又不得不配合乾隆的心理，靠着自己的“手工”给乾隆进行纯天然低成本的“雅贿”，从而成了那个时期，不靠钱，不靠东西能升官的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乾隆去世后，嘉庆登基第一个旨意就是将自己的老师朱?调入北京出任高层职务，历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太子太傅职务，在嘉庆十一年(1806)去世，并被授予文臣最好“文正”谥号，成了整个清朝八位文正之一，在乾隆一朝能够做朱?这样进贡的大臣仅此一人而已，最终其一生道德作为得到了其学生嘉庆的崇高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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