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平三年至兴平二年（192-195年），关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剧变。劫持天子、独霸中央的枭雄董卓被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自己的亲信吕布合谋刺死，但因王允没能妥善处理、区别对待董卓的部属，杀戮过重，激起了李?、郭汜等董卓旧部的举兵叛乱。最终王允兵败被杀，吕布出逃山东。后来，李?、郭汜之间也出现利益冲突，导致兵戎相见，而献帝和中央官吏作为权力的象征，被这些军阀们争来抢去，竟然出现了“彼劫天子，我劫公卿”的闹剧，皇权威信荡然无存，生灵涂炭，田地荒芜。
兴平二年十月，汉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卫下逃至曹阳地区，其后李?率军穷追不舍。献帝的到来可谓是为山东各地方势力提供了一个攫取政治资本的最佳机遇。当时，山东诸侯中以袁绍和曹操最为强大，而此两者对于献帝的态度也就决定了日后中原政治格局的走势。
作为袁绍的首席谋士，沮授再次提醒袁绍把献帝这张政治王牌抢到手，建议道：“将军生于宰辅世家，以忠义匡济天下。如今汉帝流离失所，宗庙受到毁坏。而州郡牧守以兴义兵为名，行兼并之实，无一人拥戴天子、抚宁百姓。现将军已经粗定州城，正应该早迎大驾。在邺城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天下将无人敢与争锋！”沮授的意见遭到了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
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
们说：“汉室衰微已久，难以重新振兴。况且目前英雄各据州郡，士众动以万计，正是‘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之时。如果我们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那么动不动都得上表请示。服从命令就失去权力，不服从就有抗拒诏命的罪名，故而并非上策。”袁绍举棋不定，沮授又劝告道：“迎献帝之事不仅符合道义，而且符合我方当前的政治需要。如果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沮授的建议非常中肯，其言外之意：献帝这张政治王牌自己可以用或不用，但绝不应该落到对手手中，成为制约己方的工具。然而，袁绍可能出于某些个人原因（袁绍一度不承认献帝的合法性、曾想另立刘虞为帝，没能成功），最后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以致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政治机遇。同时，曹操也在为迎驾之事征求谋士们的意见。根据《三国志•；荀?传》记载，荀?非常支持曹操的迎驾设想，并鼓励道：“昔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医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这段话充分言明了迎驾的意义、价值和急迫性。程昱等人也赞同荀?的建议。曹操当机立断，决心迎驾。
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东归，到达安邑。曹操派遣曹洪将兵西迎，但受到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阻挠，没能成功。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韩暹、杨奉、董承等人不和，相互争权。董昭假做了一封曹操的书信拉拢杨奉，杨奉非常高兴，劝诸将共同上表封曹操为镇东将军，董昭升为符节令。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