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我博客留言：诸葛亮一生的最大贡献，是将南方纳入中国版图。这是不懂装懂，十分幼稚。
其实，秦汉两朝都在南中设置官吏，带去了内地的农业文明。自汉武帝以来，实行大批量“移民实边”，加深了南中与内地的交往，促进了这里的发展，南中各民族都从祖国统一中感受到和谐的好处。因之，东汉初年，南中一些部落首领纷纷要求“内属”（见《后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明帝纪》），永昌郡（今天的云南大理、保山、临沧等大片区域），都属于这类。
请看看，是诸葛亮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么?
到政治腐败的东汉末年，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派往南中的官吏逐渐变得无法无天。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这些官吏“侵犯蛮夷”，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以至变成欲壑难平的虎豹豺狼。他们个个“富及累世”，有的竟“富及十世”。汉安帝时，有人曾对南中官员进行调查，弹劾表章中指出：“奸贪长吏九十人”，另有黄绶小吏六十人。然而反动王朝对这些贪官污吏姑息养奸，一概给予从宽处理，不肯严明法纪安抚民心。法纪松弛助长了官吏的腐败，使得后来者更加贪婪。为了保持他们在南中的荣华富贵，不惜以重金贿赂中央权贵，永昌太守刘君世专门铸金坨贿赂中央官员。对下更巧取豪夺，彼此之间还进行攀比，竞相炫耀，中央官吏则成为他们的保护伞，他们是中央官吏财神爷。官吏是这样，皇室更贪婪。汉安帝就曾下诏，在越?郡（治所在今西昌市东南）和益州郡等多处建造皇家园林。
贪官的欲望无穷，民间的财力有限。当民众被盘剥欺压到无法生活的时候，反抗就成为唯一出路，以至东汉末年，反抗已无处不有，起义已此起彼伏。
中国专制王朝大多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历来把周边少数民族视为化外之民，蛮夷之邦；对他们的无奈反抗，一味沿袭“德以治中国（指中原地区），刑以威四夷”（见柳春藩《三国史话》）之策，动辄采取血腥的屠杀和镇压。结果，只能加深民族之间的对立，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东汉公元110年之后的十年间，大起义就有三次，都是以血腥镇压平息的。
三国时，隶属于蜀汉政权的南中地区，有益州郡、永昌郡、??郡、越?郡四郡，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凉山州、宜宾地区部分县，广西百色地区部分县。在军阀混战期间，南中少数民族被刘备捆绑上内战的战车，南方少数民族聚集地被夹在吴蜀之间，“德则其人，不德则其鹿。”（即统治者有仁爱之心，他们还能做顺民；统治者如果缺德寡恩，他们就成为被猎杀的鹿群）《左传?文公十七年》的处境更为突出。夷陵之战中，刘备派马良以利引诱武陵山区五溪少数民族首领沙摩柯出兵协助，结果受到惨重损失，致�狗吲奈逑裰诮砹忌钡簟Ａ醣甘屏Υ诱饫锿顺鲋螅獬没蓝嵛逑嘏蹋魇袼舻纳角偈褡逦渥凹熬ぃ直宦窖肥毡嗷蚣呙稹Ｔ谡饫铮偈褡逡丫晌裎饬焦�
头破血流。不撞南墙不回头。
狩猎场，少数民族的民众，成为二者任意捕杀的猎物。凡是人都有思想，被称为“夷蛮”的少数民族，照样有思想，有正常人正常思维。他们对被捆绑在内战战车上强烈不满，这就是西蜀南方少数民族“反叛”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是掩盖在民族矛盾之下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刘备死后，益州郡大姓
北海酬恩日，神亭酣战时。临终言壮志，千古共嗟咨!
雍贻“反叛”，杀太守正昂，孙权乘机加以利用，遥封他为永昌太守。雍贻希望得到强大的东吴保护，遂将蜀汉派来的新郡守张裔抓起来送给东吴。接着，??郡太守朱褒“反叛” ，越?郡渠帅高定响应雍贻，也随之“反叛”。除此之外，临近成都的临邛又发生将领黄元反叛。由于直接威胁着京城，且势力较小，遂派陈?出兵及时扑灭。诸葛亮因?亭失败，元气尚未稍有恢复，更加之又临国丧，只得低调处理，让在当地少数民族中甚有威望的李严写信劝说雍贻。雍贻回答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今天下正朔有三（指魏、蜀、吴），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提及这一段回答，好多三国史专家都认为雍贻傲慢之极，却不曾仔细体会他们被夹在中间的艰难，被两大势力左右鱼肉的心境。
在现代中国史书上，当说到历朝历代诸如苗族、回族民众反抗专制统治时，都冠之以少数民族大起义，唯独说到西蜀南方少数民族反抗刘氏集团统治时，却冠之以叛乱。某些史学家舌头根好像安装了转轴，同一性质的事物，能用完全相反的词汇给予表达！说到底，是爱之欲使其生，恨之欲使其死的二元化道德标准在作怪。因为要继续延袭前朝的专制制度，要维护诸葛亮的完人形象，所有是非标准都得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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