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
头破血流。不撞南墙不回头。
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据传作者也为同一人，但始终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国语》中也约略可见。傅庚生先生指出其尚有墨、农、法、阴阳、黄老等思想的萌芽分布于鲁、齐、晋、郑、越等诸语当中。这样驳杂的思想体系，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论大骨、论?矢等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也不可能为儒者拥护被统治者选中。《左传》是古文大经，“春秋内传”，据孔子史记而成，又曾立于学官，人所认同。《国语》则只能以“春秋外传”的名义，维系着它与“经”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升为“经”。
《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朱熹云：“《国语》使人厌看。”崔述曰：“《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周、齐、郑等语，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鲁语》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楚、吴、越之语，则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实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藉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进而无缘成为中国封建科举法定的科目，失去了广泛流传的机会。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也颇受那些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其“春秋外传”的声誉。
王充曰：“然则《左传》《国语》，世儒之实书也。”韦昭说《国语》“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义并陈，非特诸子之论也。”柳宗元云：“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评价甚高。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定《国语》为一家，为“春秋外传”，称其“六经之流，三传之亚”，是将《国语》视为准经典。《经义考》引陶望龄语：“《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诸多评价，不可谓过于褒扬，准经典的地位是合适的。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成“二十一经”。他认为这些典籍，皆是《周礼》保氏书数之遗意也，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欲建立一个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终未成。其所撰《六译馆丛书》一百十二种，则将《国语义疏》列于“经”中。可知前人也曾经努力试图改变《国语》准经典的地位，使之升格，终究没有成功，客观的和自身的原因都有。即便段玉裁、廖平留下了编纂注疏后的《国语》著作，离开了封建政府的干预，恐怕情况也难以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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