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拔，左宗棠很可能一辈子终老桑梓默默无闻。左宗棠在曾国藩麾下的幕府生涯，为今后他纵横官场积蓄了足够的资源，不论是人脉也好，人气也罢，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来说，曾国藩相当于左宗棠的老师，而且从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左宗棠也一直把曾国藩当作自己的老师看待，恭敬执弟子之礼，非常尊敬，很少敢冒犯。
左宗棠素有湖湘第一才子之美誉，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在向咸丰皇帝的奏章中说：“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由此可知左宗棠的声名可见一斑。他的眼界非常高，在他心目中，除了林公则徐和曾公国藩，其他人他基本上都是不屑一顾的。可是到了后来，他和自己一向尊敬的曾国藩的关系也闹僵了。多年来一直没有来往，只是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才低下傲慢的头颅，给自己的恩师送了一幅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表达自己对恩师的尊敬，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对恩师的歉意和懊悔。
不少
清史
研究专家都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源自于左宗棠的性格太过于霸道，目空一切。曾国藩对此忍无可忍，才导致两人分道扬镳，其实这种看法比较片面。因为就曾国藩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如果曾国藩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早就容不下左宗棠了。“宗棠向喜与国藩争，国藩尝礼下之”，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向咸丰皇帝力荐左宗棠，说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先来看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交恶的时间。据历史考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的时间是在1864年6月南京城被清军攻破后不久，这一点从很多史料中都得到证实，“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同治甲子就是公元1864年;“曾左交恶相传始于金陵既克”(徐一士著：《亦佳庐小品》)，从文献资料看来，曾左交恶的时间基本可以确定在太平天国灭亡的那年，之前两人的关系应该还是不错的。
再看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交恶的直接事件。据说两人交恶的直接导火线，是关于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有没有死的问题。曾国荃天京攻陷后，众将领为了邀功，向曾国藩报告说贼首洪天贵福已死，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
但是，因为左宗棠得到了比较确切的消息，知道洪天贵福已经逃出了天京城，并且还知道他向江西方向逃跑，因此左宗棠没有跟恩师报告，就直接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之供认，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
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直接下旨要曾国藩给出解释。曾国藩平生以忠君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那么曾国藩的行为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洪天贵福还活着，无非是要借洪天贵福的名义当作一种号召而已。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就闹大了，两人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后来事实证明，左宗棠所说的是正确的，为此朝廷虽然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其实，由于南京城破之日，太平天国守军几乎全部被杀，城内十室九空，火光冲天，加上湘军数十万军队蜂拥入城，按照常理来说，洪天贵福于绝望中自杀是完全有可能的，曾国藩本人应该没有半点欺骗朝廷的意思，只是为了邀功而匆忙上奏有点操之过急。当然，就伪幼主洪天贵福死与没死这件事来说，两人都没有私心，只不过曾国藩是主观认定，而左宗棠也有些考虑欠妥，以致酿成了断袍割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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