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人对三国时期的战争、历史人物和事件格外关注,他们或检讨三国时期战争的得失,或剖析三国人物之行事,目的非常明确——“此皆前代之殷鉴
竖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
也”。其评论虽未必公允,但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距三国最近,战争的陈迹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影响当残留更多。因而两晋南北朝时人们的种种评论,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三国历史和三国文化,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些论文和学术性文字对此已有触及,但并不是专题性的讨论,尚不系统和全面。本文再进一步做些工作,试图使其能更深入一些。
三、关于曹操
曹操当然也是两晋南北朝人格外关注的三国人物。其时人们对曹操的雄才大略都是肯定的。如《魏书?匈奴刘聪传》:载刘聪之父为刘渊准备乘晋室衰弱之时起兵建立一番事业,就曾自比为汉高和魏武:“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便五万,都于离石。渊谓宣等曰:‘帝王岂有常哉,当上为汉高,下为魏武。’”曹操在当时人心目中,是一位机敏干练,洞悉事物、明察秋毫,料事如神的政治家。如西晋的傅玄说:“武皇帝,至明也。”(《三国志?徐奕传》注引《傅子》)又,东晋著名的大臣陶侃也被人比作曹操和诸葛亮:“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如也。”两晋南北朝人还认为曹操是一位英杰。如《宋书》卷四十五(列传第五)卷末“史臣曰”称:“(宋)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誉,义无曹公英杰之响,又阙晋氏辅魏之基,一旦驱乌合,不崇朝而制国命,功虽有余,而德未足也。”
两晋南北朝时也有人认为曹操尚缺少大政治家的度量。这主要是针对曹操之处理崔琰与毛阶等人,尤其是处理毛阶太过于严厉,明知有冤狱却并不纠正,或者纠正不力。毛阶原为曹操麾下“典选举”的官吏,“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检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厉,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三国志?毛阶传》)曹操曾感慨道,象毛阶这样用人时注意端肃世风,社会风气会淳直得天下人都可以自治了;曹操自己也认为毛阶是“我之周昌”,即象汉高祖的忠臣周昌那样的刚直敢言的部下。但后来曹操严惩崔琰等反对他代汉的部下,毛阶稍稍流露出了不满,曹操便借一个毫无事实根据的举报将毛阶交大理钟繇处理,虽经多人力辩其冤曲,毛阶因能幸免于罪,然曹操终将其弃而不用。孙盛等人认为在这一点上,曹操的度量远远比不上汉高祖刘邦。“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阶之一责,永见摒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看法与此相近的西晋傅玄也认为:
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于魏朝;丁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三国志?徐奕传》注引《傅子》)
傅玄认为崔琰等人被诛的
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
根本原因,是丁仪之类小人离间的结果,无视曹操惩处政敌时手段的严厉、冷酷。这种论点与事实相去较远,甚为偏颇,有失公允。当然对于汉王朝而言,平定汉末大乱的功臣曹操,同时也是篡汉的权臣。两晋南北朝人非常清楚曹操在利用“挟天子而令诸侯”逐渐平定北方的过程中,也逐渐将朝中大权集中在手中,虽然最终完成代汉、捅破那层窗户纸的是其子曹丕,但窃取汉朝廷大权在曹操时代实际上都已基本完成,不过只差禅让这一步而已。如北魏的大臣崔浩在评论“近世”的历史人物时,就把曹操作为篡取朝权的代名词。《魏书?崔浩传》载,崔浩曰:“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崔浩认为前秦的王猛辅佐苻坚,犹如春秋时的管仲辅佐齐桓公一样尽心尽力;前燕的慕容玄恭辅佐少主慕容?,象西汉时霍光辅佐汉昭帝似的鞠躬尽瘁;而东晋末年的刘裕的确也东征西讨,削平反晋武装和割据势力,武功赫赫,同时刘裕也象曹操那样将东晋朝廷的朝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终于取而代之建立了刘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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