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总喜欢把诸葛亮和司马懿做对比,看谁更厉害,那么今天三国网频道小编就给大家来根据下面的几个要素把两人做一个对比,看看到底谁更厉害吧!本文是三国网个人观点,如果更多想法欢迎评论.
1道德品格方面对比
“诸葛大名垂千古，宗臣遗像肃清高。”公忠体国的诸葛亮，可谓古代官员的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权臣、能臣与忠臣一体化。刘备临终作诏书训示刘禅，要求他对诸葛亮“事之如父”，这使两人形成既君臣又父子的特殊关系。诸葛亮在蜀国，用“权倾朝野”形容也不为过。吴黄龙元年(229)，吴、蜀在盟约中竟不谈帝王，却独独赞颂诸葛亮的恩德威望。如此这般越规，充分表明谁是政权的重心所在。
但是，诸葛亮并没有专权擅势、一手遮天。他对刘禅始终持谦恭姿态，一份《出师表》写尽两朝老臣的拳拳之心。另一方面，诸葛亮“集众思广忠益”，认为采纳了正确的不同意见，就像丢掉破鞋而得到珍珠美玉一样，则自己可以少犯错误。在严于律己方面，他堪称标杆。街亭之败后，诸葛亮上疏“自贬三等”。 而在当时的蜀国，任何人都没有资本撼动其权威，但他自我担责，体现了胸怀与品格。
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不仅感染着身边的臣僚，还从诸多特定人士的口中得到印证。孟达降魏后，有人说诸葛亮恨之咬牙切齿，因此要诛杀其妻子儿女。孟达并不相信，表示诸葛亮待人善始善终，绝不会如此行事，而他对诸葛亮的信任和仰慕也未曾消失。司马懿曾写信表示，投降曹魏的黄权是爽快人，常常对诸葛亮赞不绝口。即使那些遭贬斥的官员，也因孔明凡事出于公心，对他仍抱着特别的期望。被放逐汶山的廖立，听到诸葛亮的死讯后，流着眼泪叹息说：我要变成夷人在这里呆一辈子了!被削职为民的李严获悉诸葛亮去世，因料想无人会重新起用自己，不久即发病而死。
诸葛亮临终留下遗言，要求葬于汉中定军山，墓穴只要容下棺材即可，以平常衣服入殓，不用任何随葬品。他还上表后主，称家中私产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已富余，自己在外没有调取其他财物，不另作经营以增加财富;如果有一天死去，将不让家中有多余布帛，官任上有多余财产。事实果如其言。蜀国百姓对诸葛亮心怀追念，赞誉之声不绝于口。陈寿认为，即使用《甘棠》赞美召公、郑人歌颂子产来比喻，也不会相差太远。
如何评价司马懿的德行?应该说，他在官场有不错的名望。魏明帝好修宫室，服役者上万，百姓以此为苦，正是司马懿上奏予以停止。他对权位至少在表面上较为谦让。魏嘉平元年(249)，司马懿诛灭曹爽及其党羽，开始大权独揽，但他坚辞天子所封的丞相职位，此后还谢绝九锡之礼。魏嘉平三年(251)，又辞让相国、安平郡公等职街。史称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难说诸多的姿态没有伪善成分。不过，司马懿尽管功勋日隆，却始终未曾张扬，也实属不易。他面对同乡长者常林，见了总要下拜，并告诫子弟：盛满是道家所忌，居高位要懂得减损，才可免于其祸。司马懿临终也要求筑土墓，不起坟，不栽树，以平时衣服入殓，不用随葬器物。但由于子孙篡魏，更由于司马氏全是残暴昏君，丢弃旧日纲常于不顾，司马懿的政声终究大打折扣。当然，无论怎么比较，诸葛亮的高风亮节非司马懿所能并提。
2战略思维方面对比
诸葛亮最为经典的战略规划，是人尽皆知的《隆中对》。时值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问计，诸葛亮胸有成竹，认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刘表、益州刘璋平庸软弱，可伺机夺取，继而凭借天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即可争霸天下。一席话令刘备茅塞顿开，而历史的脚步也基本遵循了这一预判。《三国演义》称“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小说的渲染虽当不得真，诸葛亮是超一流的战略思想家却毫无疑问。
但作为对手的司马懿，也是十分厉害的角色。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征讨张鲁。司马懿指出：刘备用诡计取得成都，蜀人尚未依附，却与孙权争夺江陵，这正是破蜀的良机。他预料在汉中驻军扬威，益州就会震动，再进兵逼迫，势必令敌方土崩瓦解。可叹曹操不愿得陇望蜀，没有采纳此计。事实证明司马懿的远见，也将遗憾留给了曹操。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水淹七军，声势“威震华夏”，曹操感到威胁而曾打算迁都。司马懿认为，这是向对手示弱，使淮河、汉水一带人心不稳，并认定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前者得意非后者所愿，建议让东吴予以牵制，樊城之围自可解除。曹操依计派人联络，孙权果然从后方袭取，使关羽失地丧命。延康元年(220)，孙权率军西向，朝臣认为樊城、襄阳缺粮，不能抵御吴军。司马懿料定对方刚打败关羽，正想与曹魏结好，不会发起进攻。曹丕却未听其言，仍然令曹仁放火毁城。后来孙权确实没有入侵，让曹丕悔之晚矣。
司马懿的上述献策，影响力难与《隆中对》相提并论，那么可否判定诸葛亮更具远见?这就需要分析《隆中对》的难度系数。甘宁归降孙权之初，即已提出先取荆州、再攻巴蜀的建议。周瑜不仅在赤壁之战后北上夺得南郡，还进一步规划了“得蜀而并张鲁”“据襄阳以蹙操”的战略步骤。荆州、益州是天下所剩无几的未被曹操所据的地盘，又均在庸主手中。瞄准两地以图进取，无论对刘备还是孙权，都是基于时势、地缘考虑的大概率选项。当然，诸葛亮的分析更加高屋建瓴、系统透彻。如果说甘宁更多是出于朴素的职业嗅觉，诸葛亮则进行了全方位的理性思考，战略的深度和广度非前者能比。但夸赞为“万古之人不及”，却有过誉之嫌。
尤其值得探讨的是，自蜀汉建兴六年(228)至十二年(234)，诸葛亮不顾蜀、魏实力悬殊，以一州之地五次北伐，屡屡无功而返，自己最终也病逝五丈原。北伐往好处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若不留情面，可谓逆势征战。长期以来，曹魏奉行西守东攻战略，即将战争的重心置于孙吴。曹丕在魏黄初三年(222)、黄初五年(224)、黄初六年(225)三次伐吴，却未曾主动与蜀国交兵。司马懿在回答曹?关于征讨吴蜀、以哪国为先的题问时，脱口而出是伐吴。综合比较国力，最弱的蜀汉本应韬光养晦，凭依崇山之固先文后武，并借助政权间的三角关系以小博大——东吴恰恰赚了蜀、魏相争的便宜，成为三国之中最长命的。从国家战略考量，这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为报先主之恩，或许更由于恢复汉室的使命感，诸葛亮却体现了他的“顽固”。
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对蜀国是冒险的资源透支。他曾称孙权智谋与能力不及，所以只能据长江自保，并非力量有余而不取实利。但问题是，蜀汉是否有余力?事实上，由于连年征兵，益州诸郡人力已严重不足。诸葛亮每次投入一线的兵力仅数万，故难以像魏、吴那般能几路并进。不仅如此，蜀军补给也大成问题。孙子曾说：大凡兴兵作战，必须有轻车千辆、重车千部，全副武装的士兵十万，并能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由此带来的军务开支每天要消耗千金，这般准备之后，十万大军才可走上战场。可以说，诸葛亮多次因粮草不继退兵，根本的症结不在运输，而是国力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耗费。从一定程度上讲，蜀汉北伐既缺“天时”，又无“地利”，也没有足够的“人和”保证。
当然，诸葛亮北伐自有其内在逻辑。由于汉末混战主要在北方，中原人口锐减，而益州、荆州、扬州地处边缘，战事的激烈程度有限，且吸纳了不少南迁流民。据《文献通考》的相关资料，曹魏虽据九州，户数却不及吴、蜀的合计量，在以人口为核心要素的冷兵器时代，意味着南北抗衡有着相应的实力基础。但就蜀汉而言，人口大致占魏国的五分之一，略少于东吴的一半，显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一差距将是历史的最低点!因为曹魏有着广阔的疆域，有占压倒性优势的人口基数，修养生息的潜力岂一州之地所能比拟?!假如相安几十年，实力的天平势必更加偏向曹魏，蜀汉将坐以待毙。另一方面，时间也不等诸葛亮。蜀军的中坚是刘备长年苦心经营的四方精锐，“非一州之所有”，他们正陆陆续续老去。诸葛亮深知自己一旦去世，国家将更缺乏进攻中原、对抗曹魏的人才。此外，曹魏当时受辽东公孙渊、北方轲比能等牵制，吸引了幽、并、青州大量的兵力，对蜀汉北伐也相对有利。因此，诸葛亮是在抢抓难以再现的时间窗口，可惜天不遂愿，他终究没有找到突破的机会。
相比之下，司马懿却能更好地把握主动。作为一名战略家，他不仅远见卓识，而且展示了实施层面的精妙。与诸葛亮对阵，司马懿总以守为攻、以逸待劳。按魏国的兵力，并非不可来一次对决，但他不图一时之快。司马懿料定粮草供给是蜀军的软肋，坚壁拒守正是高明的耗敌之举。看似消极的防守，由于立足不败，从而以时间换空间，恰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巧妙应对。同时，司马懿在魏国面临的局势也极其微妙。他与蜀汉交战，既不能惨败，又不可大赢，以免功高震主，引得魏主忌惮、同僚嫉妒。司马懿必须拿捏好分寸，他做到了，甚至甘愿承受“畏蜀如虎”的耻笑，这体现了战略上的炉火纯青。反观诸葛亮，虽殚精竭虑却一无所获，在方略上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盲点。
诸葛亮无疑提出了三国史上最牛气的战略规划——《隆中对》，而司马懿则是战略思想与战略实践的完美结合者。魏景初二年(238)正月，魏明帝命司马懿赴辽东讨伐公孙渊，当问到敌方可能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弃城逃走是上策，凭借辽水抵抗为中策，坐守襄平属下策，那将被俘虏，并断定公孙渊不会取上策。关于战事的延续时间，司马懿明确答道：“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此后的战局演进，无不出其所料。由于准备充分，司马懿打了漂亮的一仗，彻底铲除了积数十年之久的辽东割据势力。以思维的全局性、周密性衡量，三国也许无人居诸葛亮之上。但以谋事、成事的实效考量，司马懿的战略观应胜过对手。
3内政外交对比
刘备称帝的蜀汉章武元年(221)，诸葛亮即以丞相之职录尚书事。当然，真正开设独立的丞相府署，则要等到刘禅登基的蜀汉建兴元年(223)。这一年，诸葛亮获封武乡侯，还兼任益州牧，从此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决定。随着刘备的去世，诸葛亮牢牢把握了蜀国内政外交的方向盘。
对于诸葛亮的治政能力，时人给予高度评价。贾诩称“诸葛亮善治国”，刘晔称“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史载他安抚百姓，善用礼仪法规，精简官职，能开诚布公因时制宜。凡为国尽忠的，即使仇人，他也奖赏;对犯法懒政的，即使亲信，也严厉惩治;对认罪悔改的，即使罪行深重也给予释放;对巧言掩过的，即使罪责较轻也处以极刑。如果说北伐不算成功，诸葛亮治政可谓卓有成效。陈寿将他与管仲、萧何相媲美，甚至连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都曾感叹：假如让我得到此人的辅佐，怎么会有今天这般劳累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身为读书人，诸葛亮终究怀有儒家的品格;但作为蜀汉丞相，他却擅用法家的手段，因而是一个内儒外法的施政者。所以，其治蜀颇为铁腕，曾因刑法严厉而引发不满。据《蜀记》所载，法正以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事例，一度劝他“缓刑弛禁”。诸葛亮认为，秦朝昏庸无道、刑罚苛严，导致民怨鼎沸;而刘璋之治，只靠一些表面的文书、法令来维持，并养成相互奉承的恶习，导致德政不施、威严不足，如此则失之于宽，自然不能沿用汉初法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诸葛亮下了一剂以严济宽的 “汤药”。纵观那些惯用申韩之术的历史人物，大多都遭后世谴责、诋毁，但诸葛亮由于施政公道，却得到蜀人普遍的敬畏与热爱，虽行严刑峻法却罕见怨言，可谓非同一般的高明。
诸葛亮是富有理想的，但又极具理性。虽然频繁北伐，他却深知立国强基之根本，所以注重“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多年来，他鼓励从事农业，不侵扰耕种收获，着力减轻赋税，不耗尽百姓财物，以此富国安家。诸葛亮后来屯田汉中，实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轮换制度，即让十分之二的士兵换防休息，以兼顾兵农。特别是建兴十二年(234)的北伐，更以屯田作为长久驻扎的根基，以致耕种的兵士与渭水岸边的居民混杂相间，却对百姓秋毫无犯。诸葛亮还重视兴修水利，尤其对都江堰保护甚力，曾设置专职堰官，并遣壮丁一千二百人予以维护。为增加国家财力，诸葛亮还实行盐铁官营，设置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仅盐业一项即获得丰厚利润。经过有效治理，蜀地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格局。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三国角力，不可缺外交智慧，而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刘备败走夏口之际，他及时建议向孙权求救，并只身过江斡旋。更难的是面对孙权不卑不亢，单凭三寸之舌，既促成联合抗曹，又避免本集团成为东吴的附庸——回顾刘备的历史，总是一落败即投靠新主。诸葛亮却注重自身的独立性，强调孙权需要与刘备同心协力，完全是一副诸侯之间平等合作的姿态。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单刀直入，一开始就给对方指出两条道路：要么抵抗，早日与曹操绝交;要么投降，北面向曹操称臣。正因认准孙权的英雄本性，诸葛亮用了带挑衅性的激将法，继而丝丝入扣分析双方实力，让孙权吃下了抗曹的定心丸。可以说，这场成功斡旋让刘备可进可退，一改以往如丧家犬般的逃亡惨状，为战后分羹乃至未来蜀汉政权的创立打开了第一扇门。
在处理与孙吴的关系上，诸葛亮的头脑始终清醒。蜀汉建兴元年(223)，南中地区趁刘备去世而叛乱。“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但诸葛亮却不急着平乱，他打的首张牌是与孙权重新结盟——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诸葛亮由此修复了因夷陵之战而走向对抗的双边关系，为以后南征、北伐创造了必备的外部环境。吴黄龙元年(229)，孙权登基称帝，蜀汉不少大臣要求与之断绝盟约。假如从“天无二日，士无二王”的政治高度细究，这是必然要作出的外交反应。但诸葛亮看得更透，他认为孙权打算僭号篡逆已久，文武将相又团结和睦，不可能一朝平定;要是蜀、吴长期对抗，只会让魏国从中得利，若与之友好，蜀汉北伐便没有东顾之忧，曹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也难全部向西调动。正因如此，对孙权僭逆之罪便不宜细究，蜀国还专派使者前往祝贺。诸葛亮这一策略，是不被名号牵住鼻子的务实精神，展现了纵横捭阖的灵活性。
诸葛亮的非凡，更在于为蜀汉留下了可持续的制度遗产。在他去世后，继任的蒋琬、费掉继承诸葛亮订立的制度规范，遵循而不改变，使得边境无事，国家和谐统一。西汉开国之初，“萧规曹随”被传为佳话，但这样的历史总难再现。即使如明朝张居正般的治世能臣，虽曾大权独揽、力推新政;一旦病逝，便立马被抄家问罪，人亡政息可谓常态。难得的是在蜀汉当年，诸葛亮却能让自己确立的内政外交方略在死后几十年基本不变，这表明了原先制度的现实价值和生命力，也反映了诸葛亮生前的影响力并非仅仅源于政治权威。
关于内政外交，司马懿留下的史料不多。但在魏文帝时期，他多次奉命居守后方，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曹丕曾用汉初萧何、曹参作对比，表明司马懿职责之重，叹言能使他无西顾之忧就行了。由此可见，司马懿具有突出的治政与管理能力。建安二十年(219)，镇守荆州的关羽北攻荆襄，司马懿体现了敏锐的外交思维，建议曹操挑拨孙、刘之间的矛盾，以坐收渔利。不过，这些都属零星记载，与诸葛亮的业绩不可同日而语。
4才情技艺方面对比
诸葛亮的民间形象，可谓上识天文、下知地理，左通诗书、右精阵法。尤其在罗贯中的笔下，如“用奇计孔明借箭”“七星坛诸葛祭风”“五丈原诸葛禳星”等，让他简直成了半个神仙。然而，诸多虚构的情节却无损一个事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毫无疑问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通才型人物。
自古文以载道，曹丕更在《典论》中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坛，诸葛亮应占一席之地。蜀汉建兴五年(227)的《出师表》，总结了汉室兴衰的历史经验，提出改革时弊、励精图治的建议，并表达了以身许国的满腔忠忱，是议论、叙述、抒情浑然一体的千秋名篇。《后出师表》阐述了诸葛亮的军事策略，其忠贞壮烈之气甚至超过前表。“鞠躬尽瘁，尽而后已”的名句让人感慨万千，读后肃然起敬。虽然有人视此表为伪作，但这已无需细究。诸葛亮晚年的《诫子书》，言简意赅，不事雕琢，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家训之一。单凭这些奏章、言论，他就足以立身、传世。
诸葛亮的艺术造诣也不同寻常。他精通音律，“好为梁父吟”。“为”字可作两解：一是治，即善于弹唱;二是作，即制作乐曲。唐代《艺文类聚》就将一首《步出齐城门》视为诸葛亮所作。不仅如此，他一定能焚香操琴、自弹自唱。据《中兴书目》记载：“诸葛亮曾撰《琴经》一卷”。盛弘《荆州记》、习凿齿《襄阳记》均称襄阳有孔明故宅，诸葛亮常登临一山，鼓琴以为梁甫吟，故取名乐山。诸葛亮据说还擅长书画。南朝陶弘景《刀剑录》、虞荔《古鼎录》等均叙及其书风笔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宣和书谱》也有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
除了文学、艺术，诸葛亮还善于创造发明，诸如连弩、木牛流马、八阵图等都出自其手。连弩又称元戎，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是当时先进的射击武器。木牛流马，是诸葛亮为克服军粮运输困难的新型工具，“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这件神器虽已失传，却给后人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八阵图则是一种兵力部署的作战队型，在民间被传得神乎其神。甚至如孔明灯、孔明锁等许多物件，也被记在诸葛亮名下。这些难免有后人附会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诸葛亮都无愧为横空出世的一位发明大家。
相比这么一位奇人，司马懿的业余生活一定显得枯燥。当然，他年少即博学而多闻，潜心儒学研究，想必颇具文才。司马懿征战辽东前夕，在会见父老故旧时曾编了一首歌：“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除此之外，司马懿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也没有其他值得书写的亮点。总之，两人的文学才华、创造技艺不只差一个档次。
5任人用权方面对比
诸葛亮、司马懿都是托孤之臣，但在蜀、魏的份量却有较大差异。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托付后事，称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若自己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才，则可自行选取合适的人。同时托孤的还有尚书令李严，但他不久即被边缘化。可以说，诸葛亮是蜀国的实际掌舵人，连刘禅也认为政务都归诸葛亮，他只管祭祀一类的活儿。因此，诸葛亮面临的政治格局相对简单，可凭自己的意志充分行权，故更应对蜀汉的国祚负领导责任。
一个国家的命运，从根本上取决于当政者能否知人善任。诸葛亮并不用人唯亲，同母弟诸葛均终其一生，只做到长水校尉。作为亲贤重才的蜀汉丞相，他被评价为“能尽时人之器用”。但平心而论，识人实非其特长。用马谡守街亭，是最典型的例证。马谡本是不错的作战参谋，可在初次北伐这样的关键战役，诸葛亮却废弃魏延等大将，让缺乏经验的新人当前锋，无疑失之草率。刘备临终前曾表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听后不以为然。而马谡确实不是草包，七擒七纵孟获就出自他的“攻心为上”策略。但是，由他统兵出战街亭，则用其所短，诸葛亮为此也跌了十分惨痛的跟斗。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向后主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掉、董允、向宠、陈震、张裔、蒋琬等文武大臣。郭攸之未在《三国志》入传，即使有两处零星记载，还被视作唯命是从，不值得与之成就大事。向宠在征讨蛮夷时遇害，几乎没有留下业绩。费掉被裴松之喻为“中才之相”，董允等人更算不上一流。诸葛亮后来提携了蒋琬、姜维，使他们分别成为自己的政治、军事接班人。两人可称干才，却不足以辅佐帝业，自然难以承继诸葛亮的遗志。
对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诸葛亮有着非凡的志向，只可叹一生呕心沥血，却换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究其原因，或许是国力相差悬殊，或许是遇到像司马懿这样的强敌，但另有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陈寿所分析的：过去萧何举荐韩信，管仲举荐王子成父，都是估量自己的长处，觉得不能兼有文武之才的缘故。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可与管仲、萧何等同，但蜀国却没有像王子成父、韩信那样的名将，故使功业衰败。然而，蜀国之所以缺乏一流名将，是否与用人的取向和机制有关呢?
“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不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诸葛亮“端严精密”，如此便易求全责备、以瑕掩瑜，从而弃用彭岭、廖立等有棱有角的雄才。另一方面，诸葛亮又事必躬亲，连打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需亲自阅批，那留给他人还有多少余地?曾子曰：“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鉴于诸葛亮的超凡地位，莫说“师者”，即使是横向层面的“友者”，当庞统、法正等去世后都罕有其人。在蜀国，仿佛“大树底下不长草”，诸葛亮发掘的也大多是执行层、事务性人才，他们在主客观上只能充当“徒者”。
当然，益州偏于西陲，本来就少人才。但作为蜀汉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统帅，诸葛亮长年征战，却任由魏延、杨仪在前方“有如水火”、互不卖账，无疑潜伏着巨大风险。虽然由于惜才，难以忍心偏废任一方，但对两人因私怨而致蜀军分裂的危机隐患，诸葛亮要么没有察觉，要么已然察觉却未有措施——无论哪种情形，对他来说都是极大的遗憾。反观身在东吴的孙权，早就视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料定诸葛亮去世后必生祸乱，认为蜀国诸位糊涂，不知对此防备。对比孙权未雨绸缪调处孙皎、甘宁二人的矛盾，亲自树立周泰在朱然、徐盛之间的权威，诸葛亮显然存在差距。
两国相争，非一人之智的比拚。司马懿在识拔、调用人才上颇具功力。他从寒门提拔了邓艾、王基、州泰、贾越等人，而灭蜀的首功当计在邓艾名下，王基则在平定毋丘俭、文钦和诸葛诞之乱中大展英才。不仅如此，司马懿还精心栽培二子，通过言传身教，并在战场历练，司马师、司马昭皆成统帅之材。相形之下，蜀国在后诸葛亮时代明显青黄不接。后人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发感叹，其实汗颜的不该是廖化，而应是有权谋划梯队建设的统帅者。
在此需指出，司马懿所处的政治环境远比诸葛亮复杂，甚至可以说险象环生。曹操早就察觉他有 “狼顾相”，“非人臣也” ，因而心存忌讳。幸亏魏文帝曹丕对其友善，还临终指定他和曹真、陈群、曹休为辅政大臣。魏明帝去世后，他又与曹爽受诏辅佐少主。但与诸葛亮不同，司马懿一直被曹姓辅臣防备。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不久转任没有实权的太傅，渐渐地成为一具摆设。然而，司马懿的权谋也因此施展得淋漓尽致。他知道“力不能争”，故以退为进、先求避祸，于魏正始八年(247)五月开始装病，以奄奄一息的惨状，骗过了前来探风的李胜。同时，又在暗中周密布置，直至魏嘉平元年(249)曹芳、曹爽出城祭扫，才等来政变的机会。经年累月装病非常人能熬，可司马懿是老手，早在年轻时就借口风痹症卧床不起，以逃避曹操的征辟。司马懿的韬晦之术由此可见，而一旦瞅准时机，他立马出击扭转了乾坤。
就政治手腕和驭人手段来说，司马懿无疑炉火纯青。平定辽东后，他杀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七千多人，但释放了被公孙渊囚禁的公孙恭，为受迫害的纶直等修墓，并宽恕了普通参与者。当曹爽被制伏后，即以谋反之名，诛杀曹氏兄弟及何晏、丁谧等心腹，但对鲁芝、杨综等人，却因其忠心可嘉予以赦免。司马懿颇有奸雄风范。在襄平城下，他以年老糊涂为名，将公孙渊派作使臣的相国、御史大夫一并斩首;魏嘉平三年(251)，预先下赦书为王?免罪，诱使对方投降后又予以拘杀，此种厚黑功夫非诸葛亮能有。
综合分析，诸葛亮重人才却不乏盲点，司马懿似乎更能知人善任;就政权的掌控力论，诸葛亮在蜀国的格局非司马懿可比，但论用权的阴鸷、老辣程度，后者自然盖过前者。
6用兵智术方面对比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有数不尽的锦囊妙计，有草船借箭、八卦阵等半人半仙的故事，更以空城计智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遗憾的是，这些纯属虚构或张冠李戴。陈寿认为诸葛亮不擅长临机应变，但后人对此也存异议。唐肃宗时期建武庙，诸葛亮便与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张良、李靖、李?并称“十哲”。而依据史料，他与司马懿以谁更加多谋呢?
不容回避，诸葛亮并无前线统兵的太多辉煌战绩，尤其在刘备时代，他主要承担后勤主管事务。比如，赤壁之战后，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让他督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调运赋税，以充实军用物资;刘备平定成都后，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让他镇守成都，使前方有充足的军粮供应和兵力补充。直至刘备去世，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军主帅。蜀汉建兴三年(225)春，他率军南征，深入不毛之地讨伐雍贻、孟获，秋季即予平定。此番征战有七擒孟获之说，但战事的对抗强度不高，难以衡量用兵能力。只有北伐，才充分考验诸葛亮的军事韬略，而与之抗衡的主角正是司马懿。
诸葛亮与司马懿曾经三番对阵。第一次是蜀汉建兴八年(230)秋，曹魏兵分三路攻蜀，其中司马懿由西城进发，诸葛亮于城固驻军。时降大雨三十余日，司马懿随后班师。第二次是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出祁山，司马懿都督关中驻将拒敌。史书对此战的记载迥异：据《汉晋春秋》所载，司马懿有意尾随蜀军，却又在山上扎营，不肯交战，此后派张嗔攻击祁山之南蜀军，还自据中路与诸葛亮对峙。后者命魏延、高翔、吴班迎战，魏军大败，蜀军俘敌三千人。而据《晋书·宣帝记》所载，司马懿列阵以待，两军刚交战，诸葛亮即退至祁山，屯兵卤城，占据南北二山，并隔断河水形成重围。司马懿随后攻破敌围，诸葛亮夜间逃走，魏军俘获斩首合计万人。两则史料难辨真假，但蜀汉终因粮尽退军却无疑问。第三次是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由斜谷出兵，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垒。前者一再下战书，还致巾帼妇人之饰激将，后者隐忍不出。如此相持百余日，诸葛亮病故于军中。
综合两人的交战史，总体上打了平手，但司马懿是最终赢家，这并非出于偶然。其实，蜀军兵力在局部并不处劣势。诸葛亮曾说：己方在祁山、箕谷时人马都多于曹军，却反而被打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将领。对老对手诸葛亮，司马懿作过“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的点评，认为对方虽率十万大军，却已坠入自己谋划的圈套，击败蜀军是肯定的。当蜀汉遣使求战时，司马懿撇开军事，反询问诸葛亮的起居饮食情况。当获悉他饭量明显偏少，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需亲自阅批，便料定诸葛亮将死。在知己知彼方面，司马懿略胜一筹。
诸葛亮用兵偏向稳健。从汉中北入关中，有褒斜、傥骆、子午三条谷道由西向东跨越秦岭。其中，子午道最为险远，但谷口在长安之南。魏延曾主动请缨，希望带兵从褒中出发，经子午道向北，认为不超过十日可到长安。诸葛亮以此招太过冒险，便未予采纳——笔者总体倾向于诸葛亮的选择，但不可否认，风险与收益往往相对称。三国史的不少战例，如曹操远征乌丸、邓艾偷渡阴平，都是因适当冒险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魏延常说诸葛亮胆怯，这从司马懿的一次谈论中也能得到呼应——当年两军在渭水对垒，司马懿指出，诸葛亮若是勇者，应从武功依山东进;若西上五丈原，则魏军无忧。明代王志坚评论诸葛亮用兵的弊病在于“不能出奇”。假使蜀汉国力占优，中规中矩、步步为营也许不失为上策，毕竟耗得起时间，也铆得住劲。可蜀汉本就弱势，再不“出奇”更难“致胜”。
诸葛亮与司马懿还有一次重要角逐，发生在孟达叛魏投蜀之际。当是时，诸葛亮怕孟达反复无常，便有意泄露信息，促使他速叛。司马懿知悉后，一边写信麻痹孟达，一边日夜兼程行军。孟达估计司马懿的路程，且还要上表天子，以为带兵前来至少需一个月时间。哪知对方先斩后奏，仅八日就兵临城下。孟达随即被杀，而诸葛亮虽曾写信告诫防范，却没有配合有效措施，不能不说输给了司马懿一招。
但司马懿对诸葛亮也不无忌惮，这从《汉晋春秋》“死诸葛走生仲达”的典故中可见一斑。诸葛亮有卓越的统兵能力，这首先得益于革新军制。与曹魏的都督制、孙吴的部曲制不同，诸葛亮在全国编户齐民、统一征兵，由此打造了隶属于国家的一元化军队，故动员的效率高于对手。在排兵布阵方面，诸葛亮更是独具匠心。由于治军得法，蜀汉即使撤退也从容不乱，并屡次反歼追兵，曹魏名将张嗔、王双都因此毙命。诸葛亮去世后，司马懿在巡视留下的蜀营时盛赞对方“天下奇才也”。但这一声赞叹，终究是笑到最后的赢家给予伟大对手的评价，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虽然将行军扎营等做到了极致，却不足以赢得辉煌的战果。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诸葛亮缺少能进入教科书的经典战例，却有失街亭的惨败，还有率数万精兵攻不下千余人守卫的陈仓之耻;而司马懿除了与蜀军交战，以及先后击退诸葛瑾、朱然、诸葛恪等吴将外，更写下了平定辽东的华章。魏景初二年(238)，公孙渊依辽水围堑二十余里阻击魏军，司马懿佯攻南线，暗中却以主力渡过辽水，逼近敌方襄平本营，继而三战皆捷、乘胜合围。汉水此时因连降大雨暴涨，魏将纷纷打算迁营，司马懿使出霹雳手段，下令敢言迁营者斩。公孙渊乘雨打柴牧马，他又制止魏将出击。有人问先前疾速擒杀孟达，今番为何行动缓慢?司马懿表示，孟达兵少而粮食能支持一年，己方人马是孟达的四倍，粮食却不足一月，以一月粮对付一年粮，怎能不速战速决?四打一，即使一半人伤亡，仍然可行。而今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又遇大雨，想速战也不可能。他自称不担心敌人进攻，却怕他们逃脱，鉴于包围圈尚未合拢，假如去抢掠牛马，将逼敌逃亡。 “兵者诡道，善因事变。”司马懿判断对方“凭众恃雨”，虽然饥困仍不肯就擒，故应稳住对方，不能谋小利而吓跑敌人。
可见，善于机变是司马懿所长。史载他“每与大谋，辄有奇策”，连孙权都评论“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敌”。反观诸葛亮，过于小心，太求万全，便容易使用兵走向平庸。而对计谋之高下，诸葛亮其实颇为自知。他曾称刘巴在运筹帷幄方面远胜过自己，这虽然有谦虚的成分，但至少也可作为侧证。相对而言，诸葛亮在用兵智术上要稍逊一筹。
诸葛亮和司马懿谁厉害
诸葛亮与司马懿，无疑各有千秋、互有短长。三国吴人张俨认为他们正值风云际会之机，或者在蜀汉建功立业，或者在中原名垂史册，实乃“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 。对这两位人杰，很难简单判定高下，关键是用怎样的坐标来审视，又基于多长的时间跨度来衡量?
即使对于历史伟人，他们的命运也往往由性格决定。“诸葛一生唯谨慎”。相比司马懿的举重若轻，诸葛亮可谓举轻若重，这似乎预设了他一生的轨迹。但是，看似稳字当头的诸葛亮，其实不乏冒险精神。在诸葛三位同族兄弟中，诸葛瑾辅佐孙权，诸葛诞投奔曹丕，所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当初诸葛亮出山之时，曹操已“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承父兄之业雄踞江东，唯刘备寄人篱下，尚无立身之地。可见，如此抉择具有极大的风险。事实上，曹操不久即南下荆州，刘备在五千敌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的穷追下，“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一句“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表明形势之凶险，更表明诸葛亮独入龙潭的勇气。一个敢提着脑袋搏击江海的智士，虽然小心谨慎，在骨子里却有着大开大阖的气概。在“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大洗牌时代，诸葛亮无疑比两位胞弟更具胆略，最终也取得更高的风险回报。
明知国力疲弊，诸葛亮仍然主动挑起与曹魏的战争，这也与其冒险精神紧密相联。诸葛亮追随刘备，不会是简单地被对方三顾茅庐所打动。究其根本，刘备是当时兴复汉室的旗帜性人物，是既可能一败涂地也可能成就大业的雄主。诸葛亮出山，固然有基于利弊分析的功利因素，但可以肯定，他绝非为了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的实利，而是出于澄清宇内、一匡天下的使命。所以，他一开始选的就不是中规中矩的太平路。蜀汉偏踞一州，兵少将寡，以诸葛亮之识见，必定知道闭关守境的益处，也应能预估北伐成败的概率。但是，诸葛亮绝非守土偏安之人!在挫折与无为之间，他宁肯选择了行动而最终失败，也不会接受看不到希望的原地守候。
历史上并非没有以弱胜强的成功案例。早在战国时期，乐毅以区区弱燕之师，动员会盟五国之兵，长驱直入强大的齐国，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七十余座城池。年轻时以乐毅自比的诸葛亮，也许不难从中得到启示。诸葛亮初次北伐，一度也存在较好的机会。当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又恰逢曹?即位不久，猝不及防受到攻击，于是“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在前线对抗的魏将曹真、张嗔也难与司马懿并提，关中守将夏侯?更是胆怯无谋。假如此次用兵旗开得胜，并趁势夺取出产骏马、锐卒的陇右，再配合以孙权北上征战，局面难说不会呈河东、河西之别。因此，诸葛亮北伐是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战略性冒险。
然而，一个战略上相当大胆、激进的人，战术上却极其谨慎、稳健。这听似悖论，却是一种现实。诸葛亮的思维极端缜密，这既支撑起他在决策中的充分自信，又让其在操作时如临如履。一方面，诸葛亮能在纷繁迷离的形势下预判多种可能性，作为使命感驱动的人，只要从宏观层面有一线希望，就会放手一搏。另一方面，由于对实施中的各种环节及矛盾隐患有超常的敏锐，加上一定程度的完美主义倾向，他在微观层面就倍加精细，从而事无巨细亲揽，也更注重规避用兵征战时的具体风险。在我看来，诸葛亮的冒险与谨慎都源于非凡——因非凡之志而定非凡之策，因非凡之才而竭非凡之力，最终以一人之智左右蜀汉这部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一旦形成举国的心理习惯与思维定势，原本理性的战略冒险也容易走向偏执，其战术谨慎就导致事必躬亲、虑多决少，所以诸葛亮的“成”与“败”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相对于诸葛亮，司马懿在魏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要弱许多，面临的政治环境曾较为凶险，但从军事对抗的角度，其难度系数却要小许多。自古用兵攻难守易，何况守方的总体实力本就占优。司马懿就好似统领一支打防守反击战术的顶级足球强队，已率先进球，又排出“五三二”甚至“六三一”的阵型;而另一支弱队不得不取攻势，却又不敢贸然采用“四三三”的组合。因为蜀汉不允许再次遭遇夷陵之战那样的惨败，诸葛亮北伐固然要积极建功，但终究横着一条在最坏情况下必须止损的底线。正因如此，他在战场上就很难豁出去，以致体现了一种中庸式的用兵之道。可见，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交锋虽然没有占到便宜，倘若考虑盘外的因素，已经殊为不易。
假如诸葛亮不死得过早，蜀汉有可能压倒曹魏吗?也许难有这样的可能。但可以肯定，有诸葛亮的蜀国，与没有诸葛亮的蜀国，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而有司马懿的魏国，与没有司马懿的魏国，至多是换了一个权臣和智士，此外不太会有特别深刻的变化。司马懿七十三岁去世，晚诸葛亮十七年。假如与后者同寿，他将止步于魏太和六年(232)——此时诸葛亮尚未开始第五次北伐，这意味着司马懿等不到对阵五丈原的一天，更不会有平定公孙渊、诛除曹爽集团的机会。倘若如此，司马懿的历史要黯淡无数，甚至因上年“魏兵大败”的不光彩记录，而作为一个败亡者退出江湖。
历史当然是不可这样假设的，但假设却给人以启发。诸葛亮与司马懿，谁更胜一筹，关键在于衡量的尺度。正由于后者的高寿，随着同时代元老的凋零，司马氏的势力逐渐在魏国一股独大。从子辈的司马师、司马昭到孙辈的司马炎，几代接力棒的传递，竟让司马懿成了《晋书》开天辟地的第一号人物。不过，以诸葛亮在蜀汉的至高地位，欲废刘禅自立易如反掌。退一步说，像曹操那般封公称王更是唾手可得。诸葛瞻、诸葛尚等子嗣，虽然没有伐魏吞吴之能，若辅以良弼，要割据益州数十年也并非难事。但这是诸葛亮不会逾越半步的雷池，相信连一闪而过的念头都不曾有。
就世俗功利而言，诸葛亮既是推动蜀汉开国的赢家，又是北伐壮志未酬的输家。司马懿则作为三国归晋的奠基者，由曹魏托孤辅政的重臣到掌控朝政的权臣，甚至死后还被子嗣追尊为宣王、宣皇帝，使天下成了“家天下”，无疑开辟了登峰造极的事业。但倘若站在历史的高度，司马懿的事功又变得较小，“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反显其大。毕竟晋朝始终没有象样的格局，司马氏政权充其量只是造就了几个低劣的天子，以致因皇室残杀酿成五胡乱华的大动荡。而像诸葛亮那样的一场壮烈失败，因为具有精神的高度，却铸就了无数代人心目中的莫大成功。加上在立德、立言方面，司马懿均明显处于劣势，诸葛亮的历史评价自然令对方难望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