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荣华有一双手、两个肾。这双裂口的手靠搬砖、刷砂浆把两个儿子拉扯进大学，两个肾却救不了两个患了尿毒症的儿子。
像是电影《唐山大地震》中被一块建材板压住的两个孩子，救一个就要放弃另一个，她想让老天替她做决定，到处求佛、找大师开解。不止一次，对着工棚里的电视机、黑洞洞的屋顶、手中粘着的鞋面、剁着的地瓜叶、记者的采访本、摄像机镜头，这位黑瘦的母亲嘴角下撇，流下眼泪。也只有在这种时候，这位49岁、不太会说普通话的小个子闽南女人，才能有气无力地吐出几个句子：“我想两个（肾）都拿出来，一人拿一个去。”
厄运是伴着2011年中秋的月光落到这个家的。那天，连荣华的丈夫李秀开接到四川川北医学院打来的紧急电话，他们的大儿子、正在该校临床医学专业读大三的李海清被查出患有尿毒症。李秀开连夜从海南赶到成都。
打结婚起，夫妻俩就在海南打零工，李秀开做防水工程，连荣华做搬砖、刷水泥的小工。两个孩子相继考上了大学，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大儿子李海清下自习后在学校送纯净水，中秋节早晨，全身水肿、“腿一摁一个坑”的他因为感冒去校医院就诊。
她夜里边想边哭，天亮了忍着困爬起来，去工地挑12小时的砖，拿100元工钱。困极了的时候，她就去工地边上猛灌几口凉水，每晚收工坐在饭桌边，连荣华都觉得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但一躺在床上，又是整晚睡不着。
从2012年起，丈夫带着大儿子全国跑，边求医问药边打工。家里的全部积蓄和借来的钱都花完了，他们终于认识到：想要治疗尿毒症，只有透析和换肾。
父子肾脏配型失败后，连荣华要把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大儿子。26岁的李海清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这家人从来没多少选择，但他知道，为了多赚点钱，这个时常腰疼的母亲干活儿比男人还拼命。他担心母亲捐肾后还会去做重活，“以后万一她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愧疚一辈子”。这个懂事的男孩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母亲的提议。
彼时正在海南琼州学院软件工程专业读大三的弟弟李海松提出，自己毕业后捐一个肾给哥哥。兄弟俩高高瘦瘦，长着一样的圆脸和青春痘。如果一切顺利，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分别成了医生和程序员。
这位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在大儿子衰竭的肾脏击碎全家的美梦之后，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小儿子的肾脏夺走了。
2013年11月的一天，连荣华吃饱了坐在工地宿舍看电视，接到李海清打来的电话，大儿子小心翼翼地告诉母亲，弟弟查出有严重的贫血。当时她就哭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知道，小儿子李海松也患了尿毒症。
家里的三个男人已经崩溃了。素来乖巧的弟弟李海松话都没有力气说，没把肾保管好，他觉得对不起哥哥；第一个得知消息的哥哥李海清对着电话大动肝火，这个微信名为“天道酬勤”的倔脾气青年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小概率的事件会被自己家碰上；从未在孩子面前流过泪的父亲李秀开号啕大哭，借钱赶往海南的路上，一度想过站在路中间被车撞死。
从2013年起，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六几的父亲带着大儿子在厦门治疗，这回又把小儿子接了来。自此，父亲去工地干活儿。兄弟俩轮流去医院做透析，哥哥每周一三五，弟弟二四六。
连荣华出去吆喝散养的鸡鸭时，李海松挽起袖子，给记者看小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儿。每一个针眼儿，意味着花掉了500元。
两个儿子病后，连荣华干活更拼命了。有一次，她到二楼抹砂浆，不小心踩到一块虚盖的木板，直直栽了下去，胳膊摔出了血，站都站不起来。说起这些时，这位一头粗硬短发的农妇咧开嘴笑着，眼角堆出深深的鱼尾纹，像在讲一件逗趣的糗事。但在当时，腰疼让她很恐惧，她怕摔伤了肾脏，她还要救孩子的命。
“我想的是不公平。”这个没读过书的女人抽泣着回忆。她希望老天替自己做决定，让两个儿子都去和自己做肾脏移植配型，谁的指标高，就把肾移植给谁。尽管她也知道，无论最终救哪个儿子，她都会永远觉得对不起另一个。
从小就帮妈妈按摩的大儿子李海清第一次不容商量地违背了父母的意思，执意不肯去做配型。
李海清态度强硬地向家人列举了无数个应该把肾给弟弟的理由：弟弟发病晚，移植成功概率高；弟弟坚持读完了本科，比退学的自己好找工作；自己已经和爸爸做过一次配型，这次机会应该给弟弟。
他一直没有说出不去配型的真实原因：“万一我的指标更合适，那我弟弟怎么办？”自从弟弟生病，他每晚失眠，在他看来，不管自己能不能找到肾源，治好弟弟的病就了却了自己一桩心愿。
弟弟李海松嘴上劝哥哥，兄弟俩一起去配型，暗中则打定了主意：“让哥哥先去配型，他配型成功我就不配了，让给哥哥做。”
连荣华家的遭遇被地方媒体报道后，一时间获得了60余万元的捐助，一笔笔善款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贴在村子祠堂的墙上。兄弟俩用电子表格记下了每一笔款项，为了将来“给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一个交代”。
然而，患病的孩子和肾的数量，还都是两个。“我想两个都拿出来，我老了，我不怕。”哪怕正在吃饭，悲伤也在说话间突然占领了整张脸，连荣华放下饭碗，用长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抹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