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前的洪秀全和拜上帝会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起了金田起义，后来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历史。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就通过宣传拜上帝会，逐渐聚齐教友，为起义做准备。那么，这其中的细节又是怎样的呢?

　　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创造“独尊上帝”的学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广州的街道上，一个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的男子(约1.78米)正盯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蜡黄的脸上堆满了阴郁。

　　这个凸颧凹目的30岁男子就是洪秀全。

　　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在广州花县，本名洪火秀，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洪秀全深得其父洪镜扬喜爱，七岁即被送入私塾念书。

　　自道光九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接连应试，梦想着一天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然而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应试四次。15年间终日苦读，却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怨毒之火，逐渐在胸中升腾。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如疯似狂。回到家，他终日困兽般地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狂怒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个花县的落第青年，日后竟成为挖开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其实早在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出现。一日闲逛，洪秀全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印度笆懒佳浴罚?髡呤腔?浇掏搅悍??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一个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马礼逊是个有冒险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1823年，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从那时起，梁发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地搬雕版印东西，而是穿上半土不洋的衣服，暗中宣教，并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梁发写成《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署名“学善者”。

　　《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圣经》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为梁发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删掉了原书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读者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对儒教也略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而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这是与《劝世良言》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洪秀全捧着《劝世良言》猛读了一通，却完全无助于科考。第四次科场失意后，他病倒了，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

　　大病初愈的洪秀全在莲花塘村谋了一个塾师的职位，挣点粮食糊口。这期间，郁郁寡欢的他又拿出了《劝世良言》，仔细研读，逐渐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粗略的理论体系。

　　虽然这套体系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但由于对教义不通，连《圣经》都没读过，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出有“上帝”的语句来附会自己的理论。

　　《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唯皇上帝”，但都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相去甚远。而洪秀全却能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上帝。”同时，他大肆编排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次“死过去”其实是去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同时，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派身上。

　　对这样一个山寨版的“基督教”，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中哭笑不得道：“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洪秀全却不理会这些质疑，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族弟洪仁?一起，开始紧锣密鼓地把造神当成事业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日积月累，花县地区聚集了不少教徒。

　　有了信徒，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歌以咏志。

　　杨秀清急中生智，搭救冯云山

　　唾沫四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还不遗余力地到处砸孔圣人的牌位。此举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广州开化较早，人民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但在心理上仍然对孔儒推崇备至。洪秀全此举引起了众人的反感，最终导致他丢掉了塾师的饭碗。

　　丢了工作的洪秀全并不气馁，同冯云山及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踏上了在珠三角地区游走布道的征途。

　　可惜，几个月的游历除了沿途倒卖笔砚挣了些小钱，传教的成绩很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其中还有不少是冲着可以打折买纸砚而口头表示加入的。失望之余，一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了贵县的赐谷村。之所以选择在此落脚，皆因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引发众怒，仅住了几个月就呆不下去，二人不得不黯然离开了赐谷村。

　　洪秀全回到花县，仍以塾师的身份混饭吃。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奋笔疾书，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文章，内容多为劝人向善的民歌体打油诗。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倒说了一些孔孟之道的“好话”。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难以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了“利用”。

　　就在洪秀全埋头搞创作的同时，当年选择留在广西的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愈发显著，不仅徒党日多，还有了“拜上帝会”的正式名称。紫荆山是广西最落后的山区之一，岩壑深广，特别适合打游击。

　　冯云山也是个落第书生，但他却熟读经史，博览百家，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组织才干，在太平天国草创时期可谓最核心的策划者，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洪秀全。

　　1847年秋，当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时，发现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教徒，十分欢喜。在这些新人中，有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为了扩大影响，冯云山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民间，“甘王”是妇孺皆知的祭祀对象。历史上的“甘王”是五代时的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

　　1847年10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手持利器，冲入甘王庙，捣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布“甘王”为邪神。

　　象州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算账，街头突然摔倒了一个十二岁的本地男孩。他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到洪秀全一笔丰厚的赏赐。

　　得意之余，洪秀全等人接连开展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四处寻庙找像，一经发现，便予以捣毁。广西迷信这些“神圣”，当地人发现毁庙者没有遭到报应时，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选择了加入“拜上帝会”。

　　然而，砸庙终究还是砸出了事。1847年底，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逮捕了冯云山。很快，冯云山的表兄卢六又纠集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王作新不依不饶，向桂平县县衙告状，称冯云山非法集会，结盟惑众，捣毁社稷神明。作为主控方，王作新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共建筑在清朝确属犯罪。冯云山和卢六被押解到了官衙，“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

　　洪秀全返回广东，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请愿。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耆英承诺过允许信仰自由，那么释放冯云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可惜，现实永远不像官方允诺的那样美好。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看穿了事实的真相，他挺身而出，拯救了拜上帝会。这个人就是杨秀清。

　　杨秀清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多亏伯父抚养长大。成人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极其困苦。他身材矮瘦，胡须稀疏，且瞎了一只眼睛。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

　　冯云山被羁押期间，拜上帝会人心涣散，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848年3月3日，心急如焚的杨秀清突然自称“天父”附体，玩起了降神的把戏。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又猛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也稳住了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依葫芦画瓢，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同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同时，杨秀清主张以行贿为主，组织营救冯云山。他下令烧炭的教徒，每卖一百斤木炭就抽一部分炭税上缴“圣库”，叫做“科炭”，作为营救冯云山的专款。

　　5月，桂平知县在收受了杨秀清的贿赂后，以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为由，派差役将其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随后便被开释。冯云山的成功营救被视为太平天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杨秀清，此时的太平天国或许已经夭折。因此，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后，在“科炭救冯”中有名的人都官升一级。

　　“来土之争”点燃金田起义

　　事定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对杨萧二人犯了难：如果承认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不疑，也就意味着这二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搞不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觉得杨秀清和萧朝贵当时也没什么野心，洪冯二人便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和“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人的“下凡”。

　　到了1850年，洪秀全在拜上帝会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也知晓些治病偏方，逐渐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也举族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保障。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迁延日久的“来土之争”成为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一直以来，在广西的部分地区都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的人;所谓“土人”，主要指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支持“来人”，也有些支持“土人”。

　　广西作为“化外之地”，民间械斗一直很流行。特别是在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和湖南的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又经常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经年累月，无数的人便死于这种大规模的仇杀当中。

　　在此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从1850年7月开始，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扶老携幼，奔向了金田村。人潮涌动，清朝的地方政府却不以为意，没想到这些人会造反，以为他们只是逃难。

　　拜上帝会却看准了时机，一边在韦昌辉家开炉炼铁，铸造兵器，一边通知各地会众云集金田，准备起事。与此同时，洪秀全宣称将降下瘟疫，唯有信教者可得救，杨秀清亦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只有坚信我的人才能得救。

　　1851年1月11日，趁着给洪秀全做寿，金田起义爆发。一万多人云集在金田村，举行拜旗仪式，倒在地上的太平天国大旗奇迹般地“自动”竖起，迎风飘扬。当然，这也是起义策划者们精心导演的。

　　拜旗仪式过后，群情激昂，在洪秀全的带领下，教众们前往犀牛潭，这里储存着隐藏好的武器。神秘的宗教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当许多人还没有掂量清楚大刀与锄头的区别时，大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起初，一些人还是有悔意的，这在后来李秀成的自述中有明确记载。但队伍开拔后绕了几百里，许多人找不到返家的路，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走了。

　　自此之后，太平天国可谓势如破竹。陷安庆、攻武昌、克长沙，短短两年时间便打入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而后他们又大举北伐、西征，先后两次攻破清军封锁线，江南大营，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很快便落入太平军手中。长期以来，清军将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太平军战斗力这么强?原来，洪秀全给每一个太平天国的将士都描绘了一幅所谓“小天堂”的目标，即：将来造反成功，你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过天国一般的生活。用这样的精神鸦片来吸引他们，自然有不少人愿意放弃一切，全力追随，毕竟，对乌托邦的幻想存在于每一个国人的内心深处，从来就不曾消失过。然而，天堂并不属于每一个人，那些喊着解放农民的动听口号的领袖们在坐上了龙椅后，迅速成为了等级分明的官老爷。就这样，一个具有摧枯拉朽之势的政权，就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陡转直下，迅速地衰落瓦解了。

　　举义时，眼睛雪亮，永往直前;入京后，尘埃蒙眼，生活糜烂。唯一和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一次起义军“与时俱进”地嫁接了一些西洋的舶来词，包装出一个天国的幻想，但其实质却并没有丝毫改变，用钱穆的话来说便是：“他们只知援用西方基督教的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