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多尔衮也是清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明末清初剧烈的历史变革中,他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月二十五日降生。现代影视剧中经常描写皇太极夺去了原本属于多尔衮的皇位。其实这只是一种戏说,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其时多尔衮不过十四岁,不过是一个半大小子,在后金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并没有多大的参与。多尔衮真正出人头地是在其兄皇太极在位期间。尤其是清军几次洗卷明朝关内的行动中,皇太极帅一部牵制明朝关宁军团,多尔衮率大军绕过山海关,进入河北作战。
1643年八月九日,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拥有两红旗势力)、豪格(拥有两黄旗和正蓝旗势力)、多尔衮(拥有两白旗势力)。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代善和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们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们的向背却有重大影响,无论他们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两黄旗大臣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
多尔衮参与皇位争夺,是其的一个政治短视行为,差点引发根基未稳的清朝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因为多尔衮的实力与豪格相比处于劣势,能够左右双方力量对比的代善和济尔哈朗也未能争取到。
但多尔衮迅速提出立六岁的福临为帝也反映了他极其高明的应变:首先立皇太极幼子为帝符合豪格集团“立皇帝之子”的要求,堵住了上三旗的嘴;其次自己先退一步,使豪格也不好再争下去;第三自己作为辅政王,抓住了实权,成为有实无名的“皇帝”;最后把济尔哈朗也封为辅政王,争取了中间势力。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当然,他这一提案,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1644年清军入关后,发展一直顺风顺水。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容易被分别吃掉。这年十月,大顺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多尔衮的分兵,是他的第二个短视行为,使清军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危险局势。但前线战事的发展使多尔衮意识到清军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吃掉两个强大的对手,他立即将“双管齐下”的战略方针改为“先顺后明”。多尔衮的应变又一次修正了自己的短视。
在先后消灭大顺政权和南明政权后,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1645年五月底,他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各地起义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
“剃发令”是多尔衮最严重的一次短视,它不光把一些温和的中间派推到了对立面,还使得一些原明朝降将先后叛清。大大延缓了清朝统一全国的脚步。
没有人是天生的政治家,多尔衮也不例外!在7年间(从1643年皇太极死到1650年多尔衮),他也犯下了不少很严重的错误。可贵的是多数错误都能及时得到修正,这也反映出多尔衮的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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