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恢复洛阳的政局,就需重新安置皇统,条理士人政治的脉络。但士人对此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朝中的重臣还在缄默不语。是因为何太后与士人原有的隔阂依然未得到化解,还是因为衰败的政治实在是无药可治了呢?也许是士大夫还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中,无暇他顾……
历史显然在这里出现了空白,在未知和无序中,已是中平六年八月辛未的夜间,洛阳政变接近尾声的时候,董卓率部出现在洛阳郊外。此时,董卓正在迅速地调整着他进京的目标。关于董卓现身洛阳郊外,史家的记载不尽相同:
1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2(八月)辛未,公卿以下与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汉纪》)
3卓适至,屯显阳苑。闻帝当还,率众迎帝。(《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献帝春秋》)
4帝望见卓兵涕泣。群公谓卓曰:“有诏却兵。”卓曰:“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
5(八月)辛未,帝还宫,公卿百姓迎于道。并州牧董卓适至,闻帝在外,单骑迎于北芒上。(《后汉纪》卷二五《孝灵皇帝纪下》)
6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上述史料虚虚实实,似乎很难辨别真伪。但细加推敲的话,可以看到:既然是董卓已经探明了“少帝在北芒”,那么他对洛阳政变的结局,就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董卓在朝中亦有眼线,董卓弟董?时任奉车都尉,在洛阳政变中也是一个活跃的人物,他伙同何进的家将,杀掉了何苗。如果是董卓与公卿一同“迎帝”,就不会出现“有诏却兵”一幕。因而董卓进军北芒(现称北邙山,位于洛阳以东,属秦岭崤山余脉,此地为东汉、魏晋及北朝的皇陵所在地)的可能步骤是:董卓已经知悉洛阳政变的结局,在得到公卿大臣已前往北芒迎帝的消息后(通风报信者大概就是董?),随即率军前往。而董卓进京的前提是清君侧,诛灭宦官,这不仅是当初引外兵的用意所在,也是“密令”赋予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董卓自己在新安上书中获得自我解放的依据。但是,洛阳政变的结局却是宦官、外戚两亡,董卓进京的前提不复存在了。那么,董卓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在新安,董卓既然已经把自己视为外戚、士大夫之外的第三支政治力量,他昼夜兼程赶来,不是为了无功而返;寻找战机,见机行事,才是武人的本色,也是董卓的拿手好戏。当董卓来到北芒,看到还处于惊慌中的汉天子的时候,战机显现,进京的目标随之更改,他要插手政变之后的皇权安置。上引《典略》所载董卓在北芒同公卿大臣的对话就是证明。那话外之音恐怕会让公卿大臣们为之一震吧,“匡正王室”只有他董卓才能办得到。
还是在北芒,董卓就已经有了“匡正王室”的办法,《后汉书?董卓传》作了这样的描述:
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陈留)王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少帝的眼泪和他的一言不发已经无关宏旨,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一个小娃娃,就足以让董卓想入非非了,“贪孩童以久其政”的道理便活灵活现地摆在董卓的面前。他要单方面认亲,而陇西董氏和河间董氏是否亲族,谁又会跟这位武人理论一番,辨析个清楚呢?成了“外吕布像
戚”的董卓,就有责任来完成董太后未尽的事业,并且可以用董后的亡魂压制何太后可能的复兴,从而扶立“聪明”的陈留王为帝,这就已然成为董卓调整后的进京目标。
废旧立新,听起来倒是熟悉,那是名士想做,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
却没有条件做到的事情。董卓能做到吗?刚刚清除了朝堂污秽的士大夫会坐视不管吗?而董卓自有他的办法,士大夫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做为武人,初来乍到,董卓最为关注的是:京师中的军事力量是否能够对他形成威胁?比较之下,董卓有些害怕了。中央军、原属大将军和车骑将军的家兵、执金吾丁原所部并州军、司隶校尉袁绍的私募武装以及已经回京的鲍信、张辽募集的兵卒……董卓以区区三千人马要想行事,控制政局,显然是痴人说梦。但混乱之际,武力松散,又为董卓的冒险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他就来了个瞒天过海,摆起了疑兵阵。具体的做法就是:夜间悄悄把兵马调出城外,白天就敲锣打鼓,旌旗蔽日地再回到城中,还要在行进过程中,散布着“凉州军又来了”的消息。每隔四五天就来这么一次,人们被凉州军的“强大”折服了。受此蒙蔽,群龙无首的何进、何苗家兵归顺了董卓;吕布杀了丁原,率并州军投入到凉州军营中;在此带动下,张辽也没了选择,所部千余人步了同乡的后尘……天下精锐尽在自己掌控之中,还有谁会在董卓面前说个不字?
袁绍难道不敢吗?这位引外兵入京的始作俑者,他也会被董卓的强势所吓倒,失去了控制武装的信心?这不容易做出判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袁绍在董卓进京后有两次表现,强弱分明。
先看弱的表现。鲍信回京之后,目睹洛阳局势,就劝说袁绍趁着董卓立足未稳,以逸待劳,发动突然袭击,将其肃清。董卓在鲍信心目中已经成为敌人。但是,袁绍没有采纳。凡是记录了此事的史书都采用了一个共同的口吻,说:“绍畏卓,不敢发。”
再看强的表现。当董卓就废旧立新的事情来咨询袁绍意见的时候,袁绍表示不可行,董卓大怒,手按佩剑,大声呵斥袁绍说:“小子!天下事在我不在你,我想做的事情,谁敢说个不字?你以为我的剑还不够锋利吗?”袁绍并没有把董卓放在眼里,同样强硬相向,说:“你以为天下的强者就你一个?”随即把佩刀一横,拱手而出。
袁绍的弱,是因为他对董卓的“畏”,在整合了多家武装之后,“京师兵权惟卓为盛”(《后汉纪》卷二五《孝灵皇帝纪下》),而《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说“京都兵权唯在卓”则绝对了些。袁绍虽有武装在握,但却不敢轻举妄动;袁绍的强,是袁绍依旧还要做一个强者,只是不能在洛阳城中做一个强者了,他要离开洛阳,通过再次武装,来向董卓证明谁才是最后的强者。
袁绍出走,董卓登上了朝堂。他不再像前辈武人那样,要有所依附,他有强大的武力,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也自认为东汉帝国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他的手里。
对于怎样贬斥至高无上的皇权,实现废旧立新,在董卓那里已经是异常简单的事情,他抛出了一纸文字——《策废少帝》:
少帝天姿轻佻,没有帝王应具有的威仪,在服丧期间,怠慢懒惰,德性恶劣已经昭然于世,淫秽之举已为人所知,他的行为已经侮辱了神器和宗庙。太后教导无方,没有母仪之德,使得政治荒乱。41太后暴崩,至今仍令人困惑不解。天地所设立的三纲之道,已经有了缺陷,这可是莫大的罪过。……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
作为臣子的董卓废掉了天子,驱逐了太后。太傅袁隗解下少帝的玺绶,九岁的陈留王刘协被立为新君,他就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
在董卓废少立献的事件中,士大夫的立场,还需要格外留心。前面已经讲述了士大夫介入洛阳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宦官的剪除,外戚的消亡,对于士大夫来说,理应击节相庆,以此来告慰为谋求解决皇权危机而献身的英灵。但洛阳政变的遗留问题,又使得他们难作欢颜。因为少帝、太后幸免于难,还朝执政指日可待,到那时政变的罪责是不是要由士大夫承担?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士大夫对少帝、太后重新执政的抵触。从这一点上看,士大夫没有理由去阻止董卓的废少立献。
而将自己身份转变为“外戚”的董卓,又没有走东汉中后期外戚执政的老路,即以大将军来领导朝臣,而是做了三公之一的司空,要把自己装扮成士大夫的领袖,废少立献由此就转而成为士大夫分内的事情。可是这也只能作为董卓的一厢情愿,士大夫是否会承认他呢?
前文指出士大夫从行政层面中发现了解决皇权危机的出口,臣权自强得到了认可,但董卓这样的强臣,又与他们的企盼有着一定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董卓性格上有缺陷,“强忍寡义,志欲无厌”(《后汉书》卷七?《郑泰传》),士大夫难以接受。
第二,董卓以董太后作为废少立献的依托,使得在逼迫董太后迁归藩国中站在何进一方的士大夫,很难对此加以认同。
第三,士大夫敢于介入洛阳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在主动地选择政治路向,而董卓的进京则终止了这一选择。董卓所表现出的极强的政治独立性和拥有的强大武力,又剥夺了士大夫的领导权。
勇将不怯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以求生 ----罗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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