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天寒，独守斗室，潜心翻阅三国史书，考订各家论断，认定蜀衰的原因确如廖立所言，责任正在于刘备的意气用事和游移国策——即“隆中策”和“汉中策”间的摇摆。而诸葛亮“隆中策”的错误则在于从宛，洛出军，是无视孙吴政权的存在——事实上，江东政权与北方争衡天下的先决条件就是，全据长江，先立自己以不败之地。廖立是明白人，他为关羽的败死抱不平。而李邵，蒋琬告发廖立的话显然被时人窜改过。关羽死后，被刘禅追谥为“壮缪侯”，“壮”，强粱彪悍；“缪”，极端错误。——结果还是背了天大的黑锅。先前所写文字，立论还是站得住脚的。）
近日阅读《三国志》，发现《蜀志》记载蜀汉的政治事件，如诸葛亮罢黜李严，杨仪火拼魏延等，多有模糊其辞或自相矛盾处。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也有类似说法：“《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还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按照一般说法，关羽失利是因骄横自大而咎由自取，但历来读史者总有疑问：在荆襄战役进行的半年时间里，远在成都的刘备、诸葛亮为何不调一军相援?他们的坐视不救，是否该为关羽的败亡承担主要责任?读史者也常因“陈寿书无据可依，因而不敢在刘、葛身上立议”。说到修书，刘备政权采取的态度也有反常的地方：当时，吴、魏两方都遵循汉代旧制，设立史官，记录朝廷军国大事，惟独以正统自居的蜀汉例外。究其原因，无从知晓。所以后人难以明白荆襄战役的内幕，今人也因此有了这样大胆的揣测：“或许蜀汉统治阶级上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便披露，公之于众吧！”
关羽之死，究竟该由谁来负主要责任，历来就有多种说法，除去关羽“咎由自取”说不足以服众外，主要的观点有三种，即为：章太炎的“诸葛借刀”说，方诗铭的“刘备借刀”说以及易中天引用吕思勉的“救援不及”说。三说各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下面试来作一辨析。 ；
章说语出《?书》第三十六《正葛》篇：“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名于吴，以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 ----罗贯中
损关羽之命。”此说的牵强处在于：诸葛亮若为杀关羽，而自甘奉送荆州全土与魏、吴，则在根本上违背了其为蜀汉政权制订的国策《隆中对》。其次，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分析，在荆襄战役发生的时期，诸葛亮在蜀汉的地位不算显赫，根本无权做出可以改变关羽命运的决策。当时他虽任刘备的“左将军府事”，但做的多是些行政和后勤事，常常“镇守成都，足实足兵”。关于征战事宜，全由刘备一手而定。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若西取成都，东征汉中，南争三郡，甚至后来的兴师伐吴，都没有随刘备远出。所以谭良啸在《论诸葛亮的治人之术》一文中甚至这样说：“刘备即位称帝前，诸葛亮一直官居‘军师将军’，‘军师将军’系杂号将军，是刘备一时军务创制的，地位和权力都在前后左右等常设大将军之下。其时，诸葛亮与刘备也不如关羽与刘备有‘恩如兄弟’的关系。他在刘备集团中，资历尚浅，名望不够，只算得上二流人物。”章说得不准确，因而是显而易见的。方诗铭的观点，脱胎于章说，但主角的调换，使很多事变得顺理成章。刘备与关羽的不睦，史书就有记载，如《蜀记》云：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秕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又《蜀志费诗传》曰：“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羽为前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很显然，关羽的这两次愤怒，都是直指刘备的。刘备对此也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他派妻舅麋芳和同乡傅士仁坐镇南郡**，似乎也就是为了监视关羽，而二位监军也敢以“不惜相救”“拒给军货”的行动与关羽的指令相抬杠，恰好说明他们的背后有刘备在撑腰。另外，当刘备命令关羽发动战役后，却并没有相应地给予关羽调动汉沔驻兵和上庸诸军的权力。以此看来，刘备戒备关羽之心是存在的。但刘备当时是否就感到关羽的骄横跋扈，已到了易世所不能驾驭的地步?答案是否定的。
四白发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气卷长江。宁可断头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将，天下更无双。
；关羽与刘备的关系，史传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三国志费诗传》也有一席话说明两者的关系非同一般：“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乎?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另外，我们从刘备即位汉中王后，对关羽独当一面，专司一方的任命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关羽，是相当的信任。方说的观点，实在难以让人心悦诚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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