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植、朱?、皇甫嵩这三个人从根本意义上讲属于东汉性质的人物，而不太贴近于三国的政治生活。但因为他们与董卓一同镇压了黄巾起义，所以又不得不在三国史前重要地点上一笔。
其实研究一段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往往要上溯、要后延。譬如最最令人头疼的青徐氏族与豪强的问题，历史专业的人细研究起来，可以从臧霸谈起，涉及陈登势力、吕布部众、广陵之役、历城兵变、唐咨问题、王祥崛起，一直要说到王氏南下，说到王导、王敦才算有个成果性的总结。
可是真要是这样，我们看《清史稿》的时候岂不是得把二十四史都放在一边备用了吗?所以就暂不交代梁冀和五侯的政治背景了，且从他们出世说起。论得对与不对，咱们一同研究。
皇甫嵩、朱?、卢植、董卓，这四个人是镇压黄巾起义的主要将领，但是这四个人的事迹却大不相近，可以说各有各的特色，但对于卢植，这个形象不是简简单单一想就出来的，太复杂了，甚至这个人自身很矛盾。
卢植四人在演义中的战争数据对比
卢植，字子干，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刘备的同乡。人皆道自古燕赵出慷慨豪杰之士，刘备是，卢植也算一个。应该说过卢植与刘备存在着许多相同点，最值得一提的是相貌。史书称卢植“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可见他也是河北的帅哥。
光是相貌好不算什么，卢植还是文武双全的人。论文，他是东汉大经学家马融的弟子，经学泰斗郑玄的同门。说起向马融求学还有一个小故事，马融这个人是豪族，家里长年有许多“女倡”作为侍女，（《三国演义》介绍郑玄的时候都提到，马融讲经的时候这些漂亮的侍女都在一旁侍奉。）而卢植在马融府上习
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学多年，据说心无杂念，从来就没有看过那些侍女一眼。当然不能因此断言眼里不看心里就没有，但是至少可以说这个人“定力好”，而往往善于笃行的人是能够成就事业的。学成之后，卢植回到家乡又开始自己讲学教授弟子。可是卢植教出来的弟子可跟郑玄不一样，郑玄的弟子不少成了朝廷重臣，比如郗虑、国渊、崔琰，而卢植的弟子事迹不明，最为人熟知恐怕就是公孙瓒与刘备了。由弟子可见师傅的一般，当时的卢植“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能饮酒一石。”注定这样的人不会像郑玄一样隐居做学问，他一定会参与政治，这是卢植的性格决定的，也是马融弟子的特殊身份决定的。然而卢植最早参与政治的方式却很耐人寻味。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外戚大将军窦武迎立汉灵帝，朝廷讨论给窦武加封爵位，这个节骨眼上卢植行动了。卢植仅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给窦武写了一封信，“规劝”窦武不要接受册封。说规劝是客气的，实际上看看这封信的口气，简直就是责备，而且其中有不少措辞是很危险的！
“植闻嫠有不恤纬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忧深思远，君子之情。夫士立争友，义贵切磋。《书》陈“谋及庶人”，《诗》咏‘询于刍荛’。植诵先王之书久矣，敢爱其瞽言哉！今足下之于汉朝，犹旦、?之在周室，建立圣主，四海有系。论者以为吾子之功，于斯为重。天下聚目而视，攒耳而听，谓准之前事，将有景风之祚。寻《春秋》之义，王后无嗣，择立亲长，年均以德，德均则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岂横叨天功以为已力乎！宜辞大赏，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竞，仍外求嗣，可谓危矣。而四方未宁，盗贼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奸盗，将有楚人胁比，尹氏立朝之变。宜依古礼，置诸子之官，征王侯爱子，宗室贤才，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简其良能，随用爵之，强干弱枝之道也。”（《后汉书?卢植传》卢植致窦武书）
这就是卢植给窦武的原信，里面大部分的措辞是列举先人说明窦武身份的重要，指出他不该接受册封。更重要的是其中有这么几句“寻《春秋》之义，王后无嗣，择立亲长，年均以德，德均则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这简直是跟窦武玩起了黑色幽默。
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大都短命，而外戚和宦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多立年幼的皇帝以便自身擅权。窦武虽然较阎显、梁冀之流清明正直，有着党人三君之一的名号和关西名儒的声望，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角色和所有立场。所以汉桓帝去世后，他同样没有选择汉桓帝的亲弟弟勃海王刘悝（实际上汉灵帝即位后几年，刘悝就被冠以谋反的罪名连同他所有子女一起被处死了），也没有选择其他年长一些的宗室子弟，而单单接受光禄大夫刘倏提议，选择了年仅十二岁的刘宏，也就是汉灵帝。
卢植信中“披图案牒，以次建之”这八个字很值得玩味一番。汉灵帝的即位是立长还是立贤呢?是按照宗谱次序选的吗?都不是，说穿了是因为刘宏年纪小、父亲死了、没有兄弟，找这么一个小皇帝太容易专权了。而且从选立过程看也不存在什么“披图案牒”，而仅仅是找宗室刘倏商量一下就订了。
卢植对窦武的这种晦涩指责是有道理的，也是窦武绝对能够体会得出来的。这封信说穿了就是讲“你窦武想专权不按规矩办，迎立了这么一个小皇帝已经够瞧的了，就别再自己给自己加爵位，别那么贪得无厌了。”古人书信皮里阳秋的东西可多啦！
卢植是真敢说话呀，好在他遇上的这位大将军是窦武，要是梁冀一类的人物恐怕这位布衣才子的命就没了……其实卢植不傻，他所以敢说这样的话也是因为他了解窦武的心性，虽然窦武不会接受他的意见，但这个人气量大名望高也绝对不会加害于他。事实上在他致信窦武之后“州郡数命”，他屡次被州郡征辟为官，而“植皆不就”。
卢植当的一个官是博士，可见当时世人看的还是他在经学上的才识。直到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九江的少数民族造反，卢植被任命为九江太守，他运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最终使“蛮寇宾服”，之后他因病辞官。
前面我说了，卢植的形象不好设想，原因就是史书记载不细致。《后汉书》在记述卢植升任九江太守时写道“四府选植才兼文武”，这就让人不理解了。说他文才高可以理解，武略又从何说起?卢植当的是博士，搞的是经学，这样的人物被派去理乱本身就是不合常理的。那么既然这么派遣，而且是朝廷共识，卢植就一定有武略，但是他的传记在这之前一点儿都没提到。
这个人的特别还在后面。看卢植的传记我总想笑，他这人似乎一心想成为知名的博士或者社稷重臣，可是朝廷却在朝另外一个方向培养他，要他成为一代能吏或者名将。
卢植在因病辞官期间，这期间编了两本书《尚书章句》、《三礼解诂》，这也说明了他的研究方向。他获知了议郎蔡邕他们在校订六经，在太学外立碑的事情，于是卢植也上疏要求考订《尚书》和《礼记》也刊立石碑，但汉灵帝对此不感兴趣。
这里我需要几点《后汉书?卢植传》里没有的问题，关于汉灵帝命令蔡邕校订六经是有深层原因的。依据《后汉书?吕强传》和《后汉书?蔡邕传》的记载，当时太学的博士为了在考核学生时让自己的弟子获益，贿赂兰台令漆改经书附会他们的个人注解。于是由宦官李巡提议，由议郎蔡邕执行校书，校订之后的六经镌刻石碑立在洛阳南郊太学的门外，目的是订正文字内容，作为官方的学术规定。所以这件事是有实际意义的，相比而言卢植的建议则没有什么迫切进行的必要，当然不会引起汉灵帝的重视。
其实卢植前面写了《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很明显，他是想叫朝廷派他校订《尚书》和《礼记》，并且想当这两门经学的博士。但是朝廷予以了回绝，他注定不会再当博士了。
相反朝廷又给了他一个截然不同的差事，但是南方少数民族有闹着起义，卢植被派去当了庐江太守，依旧干着理乱的事务。我们可以看出，一直以来卢植都是干着“不符合自己心愿”的工作，他自己似乎也不是很乐意，即便是他做得还算有成绩，史书就说他“弘大体而已”。
同样，叛乱一结束卢植又被调会京师担任议郎，做回到闲职的位置。这时他在洛阳东观帮助马日?、蔡邕等人修编《东观汉记》。干了不久，卢植的好运气来了，他迁为侍中，转尚书，真正参与了朝政。
卢植“怀济世志”的抱负似乎真的要实现了，但是人的理想真的那么容易就能够达成吗?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的事件，其中包括城墙自然倒塌、神秘白衣人入宫、日食、雌鸡化雄、黑气临殿，重重不详纷纷出现。汉灵帝开始向大臣征求这些事件的含义，杨赐、马日?、蔡邕进行的奏对，这就是有名的“金商门奏对”。杨赐、蔡邕上疏借这些事件弹劾宠臣和宦官，（读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蔡邕的表章在汉灵帝更衣的时候被宦官曹节偷看，这件事确实存在）结果曹节反诘大臣，蔡邕被流放；杨赐倒是没有获罪，他是有资历、有地位的老臣，而且是名义上的帝师。（蔡、杨这两份表章《后汉书》通篇抄录，有兴趣可以去
竖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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