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友谊长达半个世纪，在世界科学界传为美谈。
杨振宁祖籍安徽肥西县，生于1922年，邓稼先是安徽怀宁人，生于1924年，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曾留学日本、美国，归国后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邓以蜇和杨武之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笃，常来常往。他俩的友谊也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
20世纪中期，邓以蜇将妻子儿女接到北京定居。邓稼先就读于祟德中学，杨振宁也在该校读书，两人成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杨振宁的学业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邓稼先很崇拜他。杨振宁以大哥的身份关照邓稼先。受杨振宁的影响，邓稼先在物理、数学等课程中的才智也发挥了出来。杨振宁机智灵巧，同学们称他是“机灵鬼”。邓稼先忠厚老实，绰号叫“邓老憨”。下课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同乡、校友，自青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的理想：将来事业有成，一定报效祖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武之一家随校远赴西南大后方。到了1940年，不愿当日寇“顺民”的邓稼先和大姐一起从天津绕道上海、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云南昆明。大姐将邓稼先送到四川江津投奔四叔。次年夏，邓稼先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物理系。此时杨振宁已是西南联大三年级学生了。在该校，两人又可以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交流心得了。邓稼先在数学、物理等方面得到了杨振宁的具体指导，邓稼先对其姐说：“振宁兄是我的课外老师。”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初秋，22岁的邓稼先毕业后，被北京大学物理系聘为助教。次年，邓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行前，他征求在美国就读的杨振宁的意见，问到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回信，建议他到普渡大学去，因普渡大学收费低廉而且理工科水平很高，他在信中还说：“此校离芝加哥很近，我们两人可以经常见面。”后来，杨振宁还帮助邓稼先申请到了普渡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1948年10月，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邓稼先顺利地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院，读物理系。
1950年8月，邓稼先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只有26岁，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与留学美国的100多名学者一起，历尽艰辛，奔向新中国的怀抱。从此，邓稼先便和在美国的杨振宁天各一方，长时间失去了联系。
1958年秋，二机部负责人、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让他秘密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邓稼先从此与世隔绝，全心投入到原子弹研究工作中来。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邓稼先也因此被称为“两弹元勋”。
1971年夏，阔别22年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在北京相见了。这是杨振宁自1945年公费留学美国后首次回国访问。彼时他离开祖国已经26年了。
刚下飞机，在贵宾室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请杨振宁开列了他要见的朋友名单。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
当时正值“文革”中期，政治运动搞得黑白颠倒，人人自危。即便是邓稼先这样执行秘密而重大使命的科学家也未能幸免。曾经被作为保护对象研制核武器的功臣邓稼先和尖端机密研究院的一些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包括后来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的几位科学家，都被集中到西北某地办“学习班”。
此时，杨振宁要见邓稼先，几乎无人知道他在哪里！
周总理亲自出面，命国防科研部门找！通过多种途径，国防科研部门找到了正在西北“学习”的邓稼先，并向他下指令：火速返京！这无疑是救邓稼先于千钧一发之际。杨振宁没有想到，此时他的出现，无意中也是无形中保护了邓稼先，当然也等于帮助和保护了中国的“两弹”事业！
邓稼先和杨振宁相见，是邓稼先自1950年在美国与杨振宁分别后，他俩的第一次相见。期间，杨振宁问邓稼先是不是由美国科学家帮助中国研究原子弹。邓稼先当时请示了周恩来，是否如实相告，该怎么说。周恩来让邓稼先如实告知杨振宁。于是，杨振宁在结束访华的告别晚宴上，收到了一封邓稼先的亲笔信，当看到邓稼先掷地有声的话语化为文字——“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流下了热泪。
从1964年到1986年，22年间邓稼先一共参与了32次核试验，邓稼先亲自去罗布泊指挥工作队参与实验就有15次。邓稼先一心扑在核试验研究上，他与妻子许鹿希结婚33年，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六年。
因工作需要，邓稼先主动身临一线，但强烈的射线严重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5年7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但邓稼先并不后悔。早在接到任务之初，他就对夫人许鹿希说：“做好了这件事情(核试验)，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价值，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邓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后，1986年五六月间，杨振宁曾先后两次回国，去医院探望邓稼先。邓稼先见到老朋友很高兴，连病痛都忘了。两人有说有笑，谈了许多话，后来还在病房的走廊上合了影。但照片上，邓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块血迹。他那时已病入膏肓，口、鼻不断出血。但是，他的笑容是那样的真实、幸福。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虽然受核辐射而得了癌症，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成功地实现了核爆炸，使国家更加强大了！”杨振宁返回美国后，想办法搞到当时尚未上市的治癌症的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这颗科学巨星陨落了。听到噩耗，杨振宁立即从国外发来唁电：“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杨振宁教授在写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信中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精神与巨大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飞越万里，赶赴北京，为邓稼先扫墓。扫墓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捧着一只蓝色盒子，双手交给杨振宁。盒面上的文字写着“振宁，致礼存念”六个字，落款则是“稼先嘱咐，鹿希赠”。
杨振宁的目光在“稼先嘱咐”四个字上停留了。他看着许鹿希将盒盖打开，里面整齐地放着他们的家乡安徽出产的石制笔筒、笔架、墨盒、笔盂、镇尺和长方形石印。这是邓稼先最后的嘱意，将这套坚固且光洁如墨玉的文房四宝留送杨振宁，以表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