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帝在位六年，死时二十六岁，没有儿子嗣位。他的祖母傅氏、母亲丁氏，也已经先他死去。太皇太后王政君得知哀帝死讯，立即赶往未央宫收取皇帝的印玺，并派人急召她的侄子
王莽入宫主持丧事。接着，罢去大司
马董贤的职务，由
王莽接任。又派车骑将军王舜持节前往中山国，迎接中山王刘箕子（即刘膀）来京师继位。他就是汉平帝。 平帝即位时年仅九岁，由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大司马王莽掌管朝政。平帝的母亲卫姬及外家，都不准来京师侍候平帝。这位小皇帝成为汉家的招牌，实际的朝政大权落入王氏家族手中，而王莽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王莽发迹，与王氏家族的勃兴，息息相关。他的先世田安，即项羽所封济北王。田安失国之后，齐人称之为“王家”，因此就以“王”为姓。王莽的曾祖父王贺，武帝时为绣衣御史。祖父王禁，宣帝时任过廷尉史。他们都是汉廷的一般官员。直到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在元帝时被立为皇后，这个旧的贵族之家，才由衰微而再度勃兴。汉成帝即位后，王政君成了皇太后，王氏一族贵幸倾朝。他们先后有十人封侯，五人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执掌汉家的朝政大权。朝廷公卿、大夫、侍中、诸曹、郡国守相、刺史，也多出自王氏之门。王氏家族成为西汉末年权势最大的政治集团，王莽即依附这个家族一跃而为汉朝的头面人物。 王莽的父亲王曼，是王政君的异母弟。因为王曼早死，来不及封侯，所以王莽自幼孤贫。但是他“内事诸父，曲有礼意”（《汉书·王莽传》），受到王氏兄弟的信任。王凤病重时，王莽小心侍候，连月不解衣带。临
死前，王凤荐举他为黄门郎，又迁射声校尉。后来，又经他的叔父王商，以及一些官员的推荐，成帝封他为新都侯，擢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为了谋取高官厚禄，王莽收养名士，对宾客施加小恩小惠，结交朝廷的大官僚，作为他的进身之阶。绥和元年（前8年），由于他的叔父王根的推荐，王莽接替王根为大司马，执掌汉廷大权。但是，不久成帝死去，哀帝继位，外戚傅氏、丁氏得势，王莽被迫辞职。元寿二年（前1年），哀帝死，王莽才重任大司马。 王莽执政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进一步夺取汉室最高权力，便大施各种权术。他培植党羽，安插心腹，提拔附顺他的官员。他的亲信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等人，都分别被授予重要的职务。对官员中的异己者则加以排斥，有的免官，有的罢去官爵后迁徙边远地区。甚至连他的叔父王立，也被遣回封地，以免干涉他的行动。同时，他还唆使公卿上书太皇太后，攫取州牧及二千石官员的任免权。 为了笼络人心，取得宗室、老臣的支持，王莽大封宗室和功臣的后代为侯。对二千石以上的退休官员，则发给原来俸禄的三分之一，直到老死为止。当青州（今山东地区）、其它郡国发生旱灾、蝗灾时，王莽率先上书，表示愿捐钱一百万，献出土地三十顷，交大司农分给贫民。遇有自然灾害发生，他就素食，以博取忧国忧民的声誉。 王莽又利用古文经学派，作为代汉及改制的工具。事情是这样：汉武帝尊崇儒术，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及弟子员。博士们传授的经书，都是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经”。当时的公羊学，以及后来的谷梁学，即属于今文经学派，曾经盛行一时。到成、哀之际，刘歆受命校订秘府藏书，曾发现一部《春秋左氏传》，是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刘歆认为，它的作者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好恶也相同。与《公羊传》、《谷梁传》依靠传闻解释经义相比，《左氏传》更符合《春秋》宗旨。因此，刘歆建议将《春秋左氏传》，还有当时陆续发现的《逸礼》、《古文尚书》、《毛诗》等都列于学官。 但是，博士们不赞成，刘歆写信指责他们，结果遭到一阵攻击。因为今文经学派势力大，刘歆只好离开京师，到外地当郡守去。刘歆要立的四种经书，都是用先秦篆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儒家发生了内争，儒学也分成为两派。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还在它们释经的内容、政治
历史观也大相径庭，于是便演变成以经学为形式的政治派别的斗争。 平帝即位后，王莽执掌大权，古文经学美化古制、倡导复古的主张，正是新莽代汉、托古改制最好的工具。在王莽的支持下，古文经学再度兴起。他将刘歆召回朝廷，委以重任。刘歆先后任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又封红休侯，掌儒林史卜之官。刘歆要表彰的《春秋左氏传》、《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四种古文经，也都被列于学官。王莽还扩充太学，扩建太学生房舍。增立《乐经》于学官，将五经增为六经。每经的博士增为五人，每个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人，进一步扩大博士及其弟子的人数。在郡县设立学校，设置经师，招收生徒。他又网罗天下异能之士，凡通晓《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小学、医药、方技的人，由地方官备车马遣送京师，前后达数千人。王莽所征募的“异能”之士，自然都是古文经的信奉者。他们在京城讨论经传，撰写释经的文字，“正乖缪，壹异说”（《汉书·王莽传》），对今文经学发动攻击，并把今文经学作为异端思想加以剿杀，以求达到统一学术思想的目的。王莽通过表彰古文经学，为新莽代汉、托古改制造成舆论。在经学的外衣下，思想学术愈益演变为政治说教，成为维护这个政权合法化的工具。 与此同时，王莽攫取汉室最高权力，也在加紧进行。他出任大司马仅仅几个月，便指使亲信上书替他邀功请赏，得到太皇太后的宠信，被封为太傅，赐号“安汉公”。元始三年（公元三年），王莽又策划立他的女儿为皇后。翌年，他果然成了平帝的岳父。这种联姻无疑使王莽既得的权力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但是王莽并不满足，他的心腹王舜等人，又上书大造舆论，认为王莽的“功德”，可与殷朝的阿衡伊尹、
周朝的太宰周公相比，应兼采“阿衡”、“太宰”的称号，以“宰衡”封王莽，位居上公。于是，太皇太后亲封拜，王莽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可谓位极人臣。他还接受“九命之锡”，即皇帝赐予九种表示极尊的器物，其权势之大和声望之高，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在这时，泉陵侯刘庆上书声称：汉平帝年轻，“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汉书·王莽传》）。王莽问鼎的野心，正在一步步实现。然而他行天子事，平帝毕竟是绊脚石。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平帝突然驾崩，使王莽更加得心应手。在他一手操纵之下，宣帝最小的玄孙、年仅两岁的孺子婴，被立为皇太子。一时，王莽代汉舆论四起，符命图谶随之出现。有人浚井挖得一块白石，上面写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指示亲信上奏此事，太皇太后无可奈何，令王莽居摄践祚。于是，王莽服天子绑冕，南面朝群臣，做起了“假皇帝”。 仅仅过了三年，王莽以假造的金匮符命，逼令元后交出传国玺，准备改朝换代。公元九年，王莽抛掉孺子婴，摘下汉家招牌，改国号为“新”，改元“始建国”，做了真皇帝。 王莽摄政及代汉，不仅没有使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得以缓和，反而愈益加深了。还在他摄政刚刚四个月，宗室刘崇因不满王莽专制朝政，遂与张绍合谋起兵攻宛（今河南南阳）。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移檄郡国，以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为号召，发兵十余万讨伐王莽。槐里人赵明、霍鸿等人，在关中起兵响应。王莽惊恐万状，立即分派王邑、孙建、王奇、王级领兵镇压。王莽建立新朝那年，又有宗室刘快起兵胶东。 这些反莽的兵火，大多属统治集团内部相互火拼，表明王莽代汉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给新莽政权又蒙上一层阴影。 新朝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加以新的政治动荡，一开始就陷入重重困境。为了摆脱危机，稳定政局，集中权力，王莽登位后，即下令改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项。 改变职官制度。在中央，设“四辅”，位上公；又设“三公”、“四将”，合十一公。“三公”之下，设九卿，分属三公。九卿之下又有大夫、元士之设，分主中都官诸职。此外，还有“六监”，位皆上卿。在地方，仍然实行郡县制，郡守称“大尹”，县令长称“宰”。王莽仿效古制，对职官制度作了较大改变，职官名称及秩名也都全部更改。 推行“王田”制。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弱者无立锥之地。他企图通过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令推行“王田”制。法令规定，凡男子不满八口之家，占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必须将多占土地分给九族，或者乡里；没有田地的，按一夫一妇百亩之制，授予土地；土地不许买卖。这个规定直接损害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及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结果只推行三年即告废止。 禁止买卖奴隶。西汉末年，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奴婢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与推行“王田”制，同时，又改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奴婢，以维系小农“王田”制同时，又改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奴婢，以维系小农经济，保证
农村劳动力。但是奴婢买卖并未停止，犯禁者数不胜数。因此，天凤四年（公元17年），又重申禁止买卖奴婢，规定“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 （《汉书·王莽传》），即通过加重征收口赋的办法，制止买卖奴婢，然而收效仍然不大。 实行“五均”、“赊贷”、“六笔”政策。这是一项工商市场管理政策，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开始实施。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城市，设置五均官，称为“五均司京师”，由长安东西市令、其它五大都市长充任，管理五谷、布帛、丝绵等物价。五均官在每季的第二个月，要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以稳定市场的价格。上述货物滞销时，五均官要按质量由官府以原价收购。如果市场货物超过标准价，官府则将掌握的货物，按标准价出售。如果低于标准价，则听任自相买卖。五均官所属的钱府，还负责征收工商税。 “赊贷”指官府发放贷款。凡是贫苦的百姓，因无钱办理祭祀和丧葬，可以暂时向官府借钱，祭祀的借期不超过十天，所借丧葬钱限于三个月内还清，官府不收取利息，这种贷款称为“赊”。还有一种贷款，即贫民经营产业，如果资金短缺，可向官府预借，官府收取的利息，每年不超过十分之一，这种借款称为“贷”。 “六管”是指官府统一掌管六种经济事业。这就是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名山大泽、铸钱、五均赊贷，由官府管理。这是六种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较大的事业，由官府实行垄断，目的在于避免豪民富贾从中渔利。 变更币制。自从汉武帝统一货币以来，至西汉末年，五铢钱成为当时通行的货币。 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变更币制，另造新币大钱、契刀和错刀三种，与五铢钱同时并行。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登位后，又废错刀、契刀和五铢钱，另造小钱，重一铢，与大钱并用。翌年，王莽再改币制，分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钱货六品，布货十品，共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统称为“宝货”。这些货币品名繁多，质量不纯，加以使用原始货币，更为混乱，结果新币无法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使用小钱、大钱两种，龟贝之类，不得不废止。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又罢大钱和小钱，改作货布和泉布。王莽几次变更币制，造成货币流通混乱，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而每次改币都有不少人破产。至于犯私铸之罪，全家被没为官奴婢，或者被罚作苦役的，更是数不胜数。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王莽认为，边疆少数民族“僭号称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所以统统贬“王”为“侯”。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派遣使者收回原汉朝授予的印绶，改授新朝的印绶，引起少数民族强烈的不满，关系也日趋紧张。对于匈奴，除了改授新朝的印绶外，又加给一些侮辱性的称号，称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后来又改称为“恭奴善于”，使宣帝以来和好的汉匈关系遭到破坏，匈奴再度入塞劫掠吏民和畜产。为了对付匈奴的骚扰，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从各地征发囚徒、丁男及甲卒三十万人，由孙建等率十二将分道并出，准备对匈奴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此后匈奴继续虏掠不绝，北部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 为了进攻匈奴，王莽强征高句骊兵，高句骊人大量逃出塞外。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派辽西大尹田谭追击，结果田谭战死。王莽又派严尤进攻高句骊，诱杀高句骊侯驺，并将高句骊改名为“下句骊”，引起高句骊、夫余等族更大的反抗。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棒町王邯，因怨怒王莽贬王为侯，遭到?柯大尹周歆杀害，当地少数民族因此起兵反抗。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派遣冯藏发巴、蜀、犍为吏士进攻棒町，士兵因疾疫而大批死亡。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又派廉丹和史熊发天水、陇西、巴蜀等地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进攻棒町，士兵因饥疫而死亡数万人。 此外，西域各少数民族，也因王莽改王为侯，与新朝关系逐渐恶化，以至中断与内地的往来。 新莽代汉及其改制，本是汉家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借以挽救汉室于危亡，也符合王莽攫取最高权力的愿望。然而新莽取代汉室本身，由于不合封建“正统”观念，在道义上得不到广泛的支持。王莽摄政及登位之后，立刻遭到统治集团另一部分人起兵反对，形成政局持续不稳的局面。甚至后来一些参加农民起义的贵族，仍然以“复汉”为号召，使王莽在政治上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新莽代汉及改制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王莽改制企图牺牲官僚贵族、富强地主及富商的部分利益，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做法，又使王莽在政治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的境地，因而改制受到很大阻力而无法继续推行下去。再加上改制不切时宜，甚至照搬古制，政策又屡屡变更，以及吏治败坏，官员营私舞弊，因此改制失败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新莽代汉及改制如同火上加油，使汉末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因而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继居摄二年（公元7年），长安附近爆发赵明、霍鸿领导的起义之后，天凤二年（公元15年），边郡五原及代郡又爆发农民起义。天凤四年（公元17年），又有临淮瓜田仪起义于会稽。同时，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西）吕母，因儿子吕育被县宰冤杀，遂聚众百余人为子复仇，并发展成万余人的起义队伍。各地农民起义方兴未艾，更大规模的绿林起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 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地区饥荒严重，百姓只能挖掘草根充饥，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新市（今湖
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遂被饥民推为渠帅，率领数百人起义。接着，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常、成丹等，也加入起义队伍。这支起义军据守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不久发展成七、八千人的队伍，历史上被称为绿林军。 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两万官兵进剿绿林军，遭到起义军迎头痛击。王匡等在云杜（今湖北京山）迎击荆州军，杀敌数千，缴获官军所有的作战物资。起义军乘胜攻取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云杜、安陆（今湖北安陆北）等地。起义军回到绿林山时，队伍已发展到五万余人。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山一带疫病流行，起义军死亡很多，不得不分兵两路，向其它地区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称为“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朱鲔、张磅等率领，北进南阳，称为“新市兵”。同年七月，王匡等率起义军进攻隋县（今湖北隋县），平林（今湖北隋县北）人陈牧、廖湛等率千余人响应，称为“平林兵”。 荆州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新莽政权摇摇欲坠，一些贵族豪富无不为之震惊。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纷纷打出反莽的旗号，加入起义军。如西汉宗室刘玄，在陈牧起义后，即加入了平林军。另一宗室刘蚌、刘秀兄弟，则聚族人七、八千人，起兵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称为“舂陵兵”，并与新市兵、平林兵联合反莽。 与南方绿林起义几乎同时，另一支义军劲旅赤眉军，正在东部地区逐渐发展壮大。 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琊（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聚众百余人起义。这一年，青、徐地区正闹饥荒，贫苦农民纷纷起义响应。一年之间，队伍发展到一万余人。当时，东莞（今山东沂水）人逄安、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徐宣、谢禄、杨音等，也同时起义，共有数百人，并与樊崇会合，壮大了樊崇领导的起义力量。他们提出“杀人者死，伤人偿命”的口号，彼此“以言辞为约束”，共同遵守义军的纪律。他们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的设置。在义军内部，首领被尊称为“三老”，其次为“从事”，再次称“卒史”，相互间称“巨人”，体现了义军平等的关系。这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起义军，与南方的绿林军遥相呼应，成为当时反莽的两支主要的农民军。 樊崇与逄安等会合之后，他们联合攻打莒县未下，便向莒县东北进击，转战姑幕（今山东安丘南）一带，击败王莽军探汤侯田况，共歼敌一万余人。之后，他们北入青州，又回师泰山。义军所到之处，打击豪富，开仓赈济，深得饥民拥护。 起义军的声势，震动了新莽集团。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派太师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镇压。官军沿途烧杀掳掠，各地人民无不遭殃。第二年，樊崇再次击败王莽军，杀死其统帅景尚，取得又一次的胜利。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王莽在损兵折将之后，又派太师王匡（与绿林军王匡同名）、更始将军廉丹将兵十余万人，气势汹汹地扑向东平（今山东东平东）一带。樊崇闻讯，准备迎战。为了与王莽军相区别，义军用朱红涂眉，因此被称为“赤眉军”。王莽军所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流传一首民谣，表达了人民对官军的痛恨：“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王匡和廉丹到达东平后，正值索卢恢在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起兵，以响应樊崇领导的赤眉军。这年冬天，王匡和廉丹先攻取无盐，杀害起义人民一万多人。 当时赤眉军董宪等数万人，正驻扎在梁郡（郡治今河南商丘南），王匡及廉丹乘胜引兵进击，双方大战于成昌（今山东东平东南）。结果官军大败，士卒死一万余人。王匡战败后逃走，廉丹及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被杀。赤眉军取得这一辉煌的战果，沉重地打击了王莽在东部的统治。王莽又派国将哀章率军与王匡余部汇合，妄图继续镇压赤眉军。但是官军数战不利，已经无法挽回败局。于是，樊崇率赤眉军十余万人，还军围攻莒县。又转战东海、楚、沛、汝南、颍川、陈留、鲁城、濮阳等地。最后，赤眉军发展成数十万人的队伍，并控制包括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的一部分地区。这对驰骋中原的绿林军，在客观上无疑是有力的支持。 绿林军分兵转移后，不久又汇合，并与舂陵兵联合反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新市兵、平林兵与舂陵兵西击长聚，攻破唐子乡（今湖北枣阳北），杀湖阳（今河南新野东南）尉，又乘虚攻取棘阳（今河南南阳市南）。接着，刘蚌、刘秀率军北上，准备进攻宛（今河南南阳市），途中与王莽军甄阜、梁丘赐相遇，两军战于小长安聚（今河南南阳市南），结果兵败被迫退守棘阳。甄阜、梁丘赐引十万精兵乘胜追击，将辎重留在蓝乡，企图将起义军消灭于镑水（今河南泌阳县境内）一带。 更始元年（公元23年）正月，义军在夜袭蓝乡，缴获官军全部辎重之后，舂陵兵与下江兵遂发起攻击。他们斩杀甄阜和梁丘赐，歼灭官军两万余人。这时，王莽军严尤、陈茂见主力军大败，准备率军退至宛城据守，却在傍阳（今河南新野北）与刘蚌、刘秀发生激战。严尤、陈茂战败，起义军遂进围宛城。 同年二月，起义军拥立刘玄为帝，改年号为“更始”，以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蚌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将领为九卿将军。当时，南阳豪强所支持的刘蚌没有取得政权，并在拥立问题上反对刘玄称帝，这就在更始政权内部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更始政权建立后，义军士气更加高涨。他们分兵两路：以主力进攻宛城，以便西进关中；又派王凤、王常、刘秀北上，于三月间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郾（今河南郾城南），缴获许多物资和粮食，支援围攻宛的主力。 王莽得知甄阜、梁丘赐被杀，更始政权建立，更加慌成一团。这年五月，他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到洛阳，调发州郡精兵四十二万人，南出颍川（今河南禹县）与严尤、陈茂的余部汇合，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他们首先纵兵包围昆阳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开始了。 当时，昆阳城中的义军只有八九千人，双方力量对比非常悬殊。面对占压倒优势的王莽军，起义军决定由王凤、王常守城，派刘秀、宗佻和李轶等十三人，乘黑夜自南门突围出城，到郾和定陵调发援军。 王莽军仗着优势兵力，将昆阳围成数十重。他们挖掘地道，使用冲车、楼车攻城，对昆阳发起猛烈攻击。但是义军坚守城中，官军久攻不破。 同年六月，刘秀发郾和定陵的援军赶到，并亲率步骑千余为前锋，在距离官军四、五里远的地方摆下阵势。王寻、王邑派数千人迎战，都被义军击败。 义军初战告捷，愈战愈勇，士气更加旺盛。于是，刘秀组成敢死队三千人，从昆阳城西突击敌人中军兵营。这是王莽军指挥机关所在地。义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王寻、王邑亲自率军万余人迎战，命令其余各部坚守阵地，不得随便行动。 但是王寻、王邑出师不利，军阵大乱，义军乘势猛打猛冲，锐不可当，遂将王寻杀于乱阵之中。 昆阳守军闻讯，擂鼓呐喊，奋勇杀出城外。两支义军里应外合，杀声震天动地，官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被杀者不计其数。又逢风雨大作，谤水暴涨，夺路逃命的官军，纷纷跳入谤水，溺死者数以万计。王邑、严尤、陈茂等人，渡谤水逃走，遗弃辎重无数。 昆阳大战给予王莽致命的打击，各地起义浪潮更加高涨，新莽垮台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刘蚌和刘秀在攻宛及昆阳大战中，战功卓著，威名益盛，他们与更始政权的矛盾也随之加深。结果在昆阳战后，刘拈及其部将刘稷，遂在宛同时被杀。刘秀因一时无力反抗，只好暂时隐忍，并亲自从父城赶赴宛城，向刘玄表示“谢罪”。 昆阳大战之后，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军北上进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军西进长安。这年九月，西进的绿林军破武关，从宣平门攻入长安城，得到城中人民的响应。王莽躲入未央宫渐台，被商人杜吴杀死，至此新莽政权宣告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