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白居易在政治上倒是没有多大的建树，基本上以被贬江州为界，前期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进取年代，由于其本人自身的性格弱点，备受打击，一个连皇帝做指示的当头也可以大模大样地说皇帝错了的人，“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白居易)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这样的秉性在封建官场当然不能走多远，基本上也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多”的那种，纵有万丈凌云之志，也只能是站得越高跌得越重，以“讽喻诗”在官场立足脑袋瓜子不搬家都算是捡到了大便宜，要有所作为谈何容易?所以说政治智慧也是很重要的。
关于这一点，老白就应该学学“神仙宰相”李泌，官场情商确实也很重要，不然的话也只能是诸葛亮式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而白居易的晚年，也就是他的后期政治生涯更加是乏善可陈，也可以说是与前期判若两人，简直就是一尊“政治遗佛”，正如他自己写诗所表“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万念俱灰的样子，不仅不想和相恋几十年的湘灵再续前缘，甚至于还做出了逼死歌女的荒唐事，打击不可谓不大，每天与诗友饮酒唱和打发时间，不然就是蓄雏妓歌舞升平及时行乐，反映在诗歌上也是闲适诗和感伤诗过多，早已没有了前期讽刺诗的那种忧国忧民的锐利和进取，甚至于还不惜以请求外任的形式来逃避朋党的殊死争斗来自保，佛道思想滋长，消极厌世的佛老观念非常严重。
不过，在他外任地方官时，倒是在经济上做了很多好事，为地方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在政治上备受打击，他在外任时还是勤于政事， 如他在杭州刺史任上曾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民众的饮水问题。此外还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科普文章教当地人如何蓄水分洪，使人民不受旱灾之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堤”，倒也功德无量也。他还在那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
而白居易在文化上的主要贡献就是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既然说到了“新乐府运动”，我们不妨综合引用百科知识简单解释一下这是怎样的一种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由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等共同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他们不仅是好朋友，还有共同的诗歌理念，故有“元白”之称)。“新乐府”这一概念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白居易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故名)，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故称“新乐府运动”，也算是一种文学革新运动啦。除了白居易、元稹作为扛鼎之人，李绅、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的重要作家。
总之，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对中国古典文化贡献很大，对后世影响颇深。据说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宋代梅尧臣、苏轼、陆游以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文学界大名人都曾受到白诗的启迪和影响。尤其是他晚年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思想和生活态度而写的闲适诗就因与后世文人心理较为吻合，故而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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