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善于“纳谏”,堪称“从谏如流”。不过,他纳的既不是保家卫国之谏,也不是国计民生之谏,而是谶纬学和风水术。
据宋代朱弁《曲洧旧闻》记载,崇宁初年(1102年),中书舍人范致虚看到京城以屠狗为业者甚众,觉得事关重大,该提个建议。他向宋徽宗上书说:“十二宫神(生肖),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认为皇帝属狗,屠狗是大不敬,应当禁止。宋徽宗一看,惊叹不已,范舍人这个建议提得好啊,既关帝命,又涉国体,马上降旨,向全国下发“禁屠令”。为了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落实,他安排卫戍部队和各地禁军,专门负责禁屠事宜。
在“杀狗有罪、养狗有赏”的英明决策指引下,全国“禁屠运动”形势果然一片大好,光赏钱就发了数万之巨。不过,唯一的杂音是,有个老不晓事的儒生在背后嘀咕说:陛下的父亲宋神宗属鼠,他老人家当年怎么就没想到也来一场“禁猫保鼠”运动呢?
宋徽宗不单崇尚谶纬,而且笃信风水。有个茅山道士叫刘混康,以画符诵咒见长,远近皆知,天下闻名。宋徽宗听说后,三番五次邀请刘道士到皇宫,与之畅谈风水之术,交流学道心得,深为欢喜。他赞扬刘道士说:“尔冲和养气,得其妙道,学术精深,博通奥旨。”还特封他为“三茅君”,极尽尊敬。宋徽宗之得刘道士,如同汉文帝之得贾谊,宣室求贤,屡虚前席。
当时,宋徽宗继位不久,男丁稀少,膝下凄凉,这成了他一块心病,他郑重向刘道士咨询如何才能多生儿子。刘道士说:“京城东北隅,形加少高,当有多男之祥。”意思是京城东北地势太低,阴气太盛,不利于生男,要增加皇嗣,唯一的办法是抬高东北地势。宋徽宗一听大喜,立即决定在京城地势最低的地方兴建一个地势最高的园林——艮岳。
宋徽宗牵头成立了工程建设领导班子,安排宰相蔡京任指挥长,宦官梁师成和大臣朱?任副指挥长,召集全国最有名的能工巧匠,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个天字第一号工程的建设。艮岳于政和七年(1117年)动工,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前后耗时长达六年。
期间,宋徽宗全民总动员,要求老百姓倾其所有,什么奇花异石,珍禽宝贝,都统统送到他的艮岳,真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单是从江南运输奇石花木,就动用了上千艘船只,以致老百姓倾家荡产,民不聊生。然而,这个集全国民脂民膏兴建、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奢华的皇家园林,短短五年后便焚毁于金兵的铁蹄和战火之下,让人喟然长叹。
自古至今,谶纬和风水,笃信者不绝,堪称中华千年文化一大“奇观”。只是,它从来就没有对个人和国家带来过任何福祉,相反,信之过度,往往不是个人遭罪就是百姓遭殃,甚至国家灭亡。几年前,一架老式歼击机,摆放在河北高邑县正对着县委大院的马路上,据说这是县委书记听从了风水先生的建议,寓意“升官发财”,结果,书记官没升,却因受贿锒铛入狱;原铁道部长,也颇信此道,其弟判刑之后,他认为祖坟位置不佳,请来风水先生,为入土不久的父亲重新选定“风水宝地”。
但是,搬迁后的“风水”,却依然没能保住他的“乌纱帽”,等待着他的,已然是法律的惩罚。至于宋徽宗,建完艮岳这个大园子后,虽然的确生了儿子(当然,不建艮岳他也会生儿子,这与身体有关,与园子无关),但他劳民伤财,祸国殃民,不仅丢掉了园子,而且丢掉了国家,自己也被金兵俘虏北去,成了阶下囚。“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宋徽宗纵然皇嗣成群,却已无“老”给那群孝子贤孙们“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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