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战略格局，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恩格斯看来，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的被动防御策略。今天，重温恩格斯当年的论断，从攻防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审视这场战争，既可为甲午战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可启迪对于中国国防战略的深度思考。
甲午战争前三次中日攻防对弈
史书记载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公元633年白江口海战，日本为当时的唐朝所败。第二次战争是13世纪中后期，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两次发动对日战争，日本借台风即所谓“神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第三次战争是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力攻打朝鲜，被明军与朝鲜军合力击败。
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日三次战争，从攻防对弈的角度进行考量，可发现一个共性的特征，即三次战争最终的胜利者都是防守方，而非进攻方。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造就了防御方的胜利，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的三次战争，防守方的胜利是与军事技术发展的攻防不对称性密切关联的。在军事技术史上，攻防技术发展不对称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冷兵器主导战争的时代，城池和要塞成为攻防作战的主要对象，攻城技术长期落后于守城技术，从而使得攻城战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甲午战前的三次中日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和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火器虽已发明，但尚未成为主导兵器，蒸汽动力和钢制装甲则尚未出现。因此，进攻的一方只能依靠木质战船远涉重洋，在克服飓风、海啸等自然因素影响之后，又需面对攻难防易的不对称律制约，陷入攻坚作战的不利境地，一旦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胜利的天平往往会向防守方倾斜。
正是在19世纪70年代，火炮后坐力消减技术的重大突破，给战争攻防格局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1879年，法国人莫阿经过多次试验，发明了名为“制退复进机”的火炮反后座装置，成功实现将炮身后退的动能转化为复进力，将炮管退回至发射前的位置，使之重新处于待发状态，从而极大地缩短了火炮的发射时间，将火炮的射速提高至每分钟20发以上。速射火炮的出现，与1883年发明的马克沁机枪结合，共同引领军事技术史进入速射火器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开始，由速射火炮提供的强大火力，已经足以挑战固有的防御体系，军事技术的攻防不对称律再一次向攻易防难的方向发生逆转。
甲午战争处在攻防逆转关键节点
中日甲午战争是在攻防技术对抗格局逆转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发生的。在战前的30年间，世界海军发展进入了铁甲舰时代，这一时期海军新技术层出不穷，装甲、火炮以及鱼雷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发展变化速度快且充满不确定性，使得身处其中的海军将领应接不暇。面对军事技术领域层出不穷的进展，中日军方的高层在关键军事技术的选择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策。中日两国基于不同的军备思想，分别发展了以防御为主和以进攻为主的两套军事技术系统。
对中方而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军务大员在筹建北洋水师的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防御偏好。他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折中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由此可见，防御是建立北洋水师的关键动因。在此思想影响下，清廷先后斥巨资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舰，这两艘战舰的设计与制造，凸显了装甲、吨位和重炮的优势，这也与李鸿章立足防御的建队思想密切关联。相形之下，李鸿章等人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速射武器显得不甚敏感，加之清廷因重修颐和园而财政拮据，延误了大规模引进速射火器以扩充军备的时机。
与中国不同，日本扩军备战的根本动因就是为了对外扩张。在扩张政策的牵引下，日本加快了陆海军的军备步伐。为了对付北洋水师的重型铁甲舰，日本高薪聘请法国海军部的白劳易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海军工厂总监督官，专门负责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对付“镇远”和“定远”的“三景”舰，同时重金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订购快速巡洋舰。依据藤村道生在《日清战争》中的记述，日本海军为了弥补大炮的不足，建造了小型快速的巡洋舰，并安装了刚刚可以应用的小型速射炮。这种小型速射炮虽然是12厘米至15厘米粗细的中口径炮，但其发射速度却为原来大炮的8倍，在同一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炮弹，如果快速使敌舰接近中口径炮的射程以内，便可完全削弱敌舰的战斗力。较之中方，日军的决策者认识到速射炮将成为击伤敌舰、击杀敌舰有生力量的主力舰炮，并将其大量装备于日本海军的舰船上，这一战略预判在随后的海战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攻易防难格局下的甲午战争
中日两国在攻防技术领域截然不同的偏好，直接影响了甲午战争的进程和战争的最终结果。甲午战争的军事对抗，在技术层面体现为中国以防御为主的军事系统与日本以进攻为主的军事系统的对抗，其对抗的结果也进一步体现了军事技术攻易防难的不对称格局。
中日两国的海上军事技术对抗，实质上体现为大炮、巨舰与速射炮、快速巡洋舰之间的对抗。据统计，中日舰队的平均航速比是1∶1.4，平均马力比则是1∶1.8。奉行攻击战略的日本联合舰队，舰只马力大、航速快、机动性能良好，因而能在战场中迅速占据有利阵位，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在火炮的配置上，虽然北洋舰队拥有更多的大口径炮，然而日舰却装备了更多的速射炮。清军舰炮威力虽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日本火炮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两者相较，日本舰队在相同时间内的射弹量和命中率都要高于北洋舰队。
中日两国的陆上军事技术对抗，则体现为依据地利构筑的传统要塞防御系统与连发枪、榴霰弹、野战火炮组成的现代火力系统之间的对抗。应当指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清军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两地修建工事，构筑炮台，其工程之繁浩，构造之雄伟，耗费之巨大，堪称中国近代军事工程史的里程碑。然而，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两大要塞，一经日本军队的密集火力攻击便立即崩溃，旅顺口要塞不到一日即告陷落，而威海卫也仅仅坚守了一周时间。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清军使用低技术水平的防御系统来对抗高技术水平的攻击系统，在野战火炮大规模应用后，地理因素对于防御的作用日益弱化，建立有效的防御系统比建立同一水平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因而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从甲午战争中日官兵的对比来看，中方官兵显然尚未从体能对抗主导的军事训练模式过渡到技能对抗主导的模式上来，在军事素养层面存在巨大的缺陷。福州水师学堂教习严复对近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更有深刻认识和切身体会。他认为，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导致了应用层次的崩溃，“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桩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将领尚且如此，更遑论主要由农民构成的普通士兵。
反观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教育，使得每一位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具有中级以上的文化水平。明治政府以法国、美国为榜样，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制，政府将全国分为八大学区，各设大学一所。每个大学区分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一所。每个中学区分219个小学区，各设小学一所。平均600人就有一所小学。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改革教学内容，着重灌输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传授理论科学知识。中学就开有算术、地理、外国语、博物、地质学、天文学等课程。大学开设力学、文学、法学、医学等方面的课程。相对于中国海军留学生不到三年的留学期限，日本留学生获得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理论科学研究，这就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样完备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日本官兵，比中国洋务教育培养的人才具有更深厚的科学知识底蕴和军事素养。甲午海战惨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日两国将领军事素养上的差异是决定这场海战失误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甲午战争的攻易防难格局，还体现为攻防耗损比的不对称。攻防武器系统的不对称，在深层次上体现为经济层面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攻防双方经济耗损上的不对称。在冷兵器时代，攻城作战不仅要消耗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生活资料，还要承受人员方面的巨大伤亡，相对而言，倚坚城固守的防守方的战争耗损要少得多。然而，在速射火器大量应用的甲午战争中，攻防对抗由拼辎重、拼粮草的消耗战，演变为依靠火力优势展开的攻坚战。回顾中日甲午战争的历次战役，力主进攻的日军损失都远远小于清军，军舰更是无一沉没，与全军覆没的北洋舰队形成鲜明对比。旅顺口的防御工事，经营10余年，耗费白银数千万两，驻守兵力达14700人，日军仅用不到一天时间，付出426人的伤亡，就拿下了这座重兵把守的要塞，清军则付出了3600多人的伤亡，攻防耗损比的反差可窥一斑。
在冷兵器主导的低技术条件下，中央政权奉行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在边防和海防区域设置要塞和卫所，既是由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自然经济体系所决定的，也是顺应防易攻难的军事技术对抗格局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信息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上，以高度开放性为特征的信息产业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军事上，信息化武器装备以其高效的突防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推动军事对抗格局进一步向攻易防难的方向发展。面对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经济与军事变革，我们应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条件下的攻防不对称律，从而在同等的国力财力支持下获取更大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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