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郭英德老师讲《三国》之曹操

2020-12-09 作者:故事大全 阅读:
  三国历史一直都是大家晶晶乐道的话题,今天三国历史频道就给大家来说说三国,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说有“三绝”:第一,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第二,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第三,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我觉得,若单就《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来说,罗贯中写得最有深度、最复杂,也最难理解的一个人物,就是曹操。下面我们先请郭教授给我们讲讲曹操何以被称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

  自从1959年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替曹操翻案”以后,说到历史上的曹操,人们大多交口赞誉,认为他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但是说到《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乃至说到大量传统三国戏里的曹操,人们就褒贬不一了,有的人以褒扬为主,有的人以贬抑为主,有的则有褒有贬、既抑且扬。在这里我不准备一一梳理这些纷纭众说,只想根据小说文本的解读,谈谈我对小说里的曹操形象的主观感受。

  这一主观感受,概括起来,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前人口头常谈而今人耳熟能详的两句话。一句是毛宗岗《读三国法》说的:曹操是“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一句是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说的:“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奸雄”这个词有着强烈的道德判断色彩,我们不妨换成一个中性的说法,这就是:《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形象是一位驰骋在政治疆场上的风云人物。

  举凡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大都具有尖锐性、复杂性和残酷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割据一方,逐鹿中原。今天我跟你称兄道弟,明天我可能就跟你反目成仇;今天我把你尊为座上贵宾,明天我可能就将你视为眼中死敌;今天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你就可能置我于死地;而贯串于其中的,无非是政治权利的殊死争夺和重新分配。《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就是东汉末年尖锐、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是波翻浪卷、诡谲莫测的政治风浪中的弄潮儿。

  曹操出身卑微,他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氏,因成为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所以冒姓曹。陈琳撰写檄文,声讨曹操,就说他是“赘阉遗丑”。曹操既没有刘备那样高贵的血统,也没有孙权那样显贵的祖先,无非是一介平民,当然是攀附权贵的一介平民。这种特殊的平民出身,我认为,可以赋予曹操向往“发迹变泰”的志向,崇尚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处世粗野朴质的作风。

  曹操一出场,小说叙事者就对他幼时的行为品性下了四句断语:“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嘉靖本作:“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机警,谓有机关而警省。权数,谓权谋术数。)游荡无度。”)这四句断语,前两句说的是一般纨裤子弟的习性,尚不足为奇;后两句却点明了曹操不同于一般纨裤子弟的独特的政治品性。

  为了形象地说明曹操“有权谋,多机变”的政治品性,小说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曹操的叔父向曹嵩告状,说曹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曹嵩便责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骂曹操。曹操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假装中风。叔父惊慌地告诉曹嵩,曹嵩急忙前来探视,曹操却安然无恙,反而倒打一耙,说是叔父诬陷他。从此以后,叔父再说曹操的坏话,曹嵩就都不相信了。因此曹操便得以恣意放荡,为所欲为。

  古人讲究“知微见著”,从小时候的一件小事,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作为;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也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在的品性。幼时的曹操竟然就能将叔父和父亲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确非同常人。这里既需要有知人善察的犀利眼光,也需要有审时度势的高超智力,更需要有敢做敢为的非凡能力。

  正是因为讲究“知微见著”,小说引用了当时三位著名的“风鉴”人物对“有权谋,多机变”的曹操的评价。桥玄与何锸不约而同地认为:曹操实为“命世之才”,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为曹操。“命世”义同“名世”,“命世之才”即声名显赫于当世的人材,这显然含有褒扬的意思。而汝南许劭则当着曹操的面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原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一个人是“能臣”还是“奸雄”,并不取决于内在的个人道德品质,而取决于是外在的社会政治状况。曹操还是这个曹操,在“治世”他可以是个“能臣”,但在“乱世”他注定只能是个“奸雄”。

  而且,现在我们如果评价谁是奸雄,他肯定认为这是莫大的人身侮辱,要是当面这么说,不挨拳头才怪呢。可是当许劭称他为“奸雄”时,曹操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小说就写他“闻言大喜”(嘉靖本作“喜而谢之”)。可见古人的评价与现代人是大不一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曹操一出场的时候就给他定下了“奸雄”的基调,在显性的层面上固然是对曹操形象的“定性”,有引导读者从“奸雄”的角度去评价曹操的意思;而从隐性的层面上,则预示了曹操形象有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在群雄争霸、逐鹿天下的汉末社会里,曹操将如何完成“奸雄”形象的自我塑造呢?

  乱世不同于治世,更讲究法治,更讲究武力。所以紧接着小说就写了曹操的两件“政绩”:一件是在洛阳北部尉任上,敢于严惩豪贵;一件是在骑都尉任上,引兵大败黄巾军,斩首万余。但这两件事并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自荐行刺董卓。董卓入洛阳后,执掌朝权,汉朝政权旦夕难保。司徒王允设宴后堂,商讨对策。酒至半酣,王允忽然掩面大哭,谈起董卓欺主弄权,一筹莫展,于是众官皆痛哭流涕。只有骁骑校尉曹操一人抚掌大笑,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王允责备“不思报国而反笑”,曹操回答说:“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毛本第四回)原来曹操多日来屈身以事董卓,取得了董卓的信任。这时他毛遂自荐,向王允借得家传七宝刀,决意入相府谋刺董卓,“虽死不恨”。曹操这一行刺行动,虽然果敢,但却鲁莽,结果未能得手。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以献宝刀为借口,瞒过了董卓,得以脱身。行刺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比起那些只知道掩面大哭而无所作为的众公卿来,曹操无疑显出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高出众人一筹。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让人反感的行为,是误杀吕伯奢。曹操行剌董卓不遂,仓皇逃跑,在中牟县被抓获后,得到县令陈宫的拯救。陈宫佩服他“真天下忠义之士”,弃官跟随曹操逃难。曹操到成皋地方,前往他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借宿。吕伯奢吩咐家人杀猪,自己亲自骑驴出去沽酒。而曹操惊魂未定,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于是潜入后堂,听到有人说:“缚而杀之,何如?”就立即与陈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人。后来发现厨下缚着一只猪,欲杀未杀,才知道自己错杀好人。二人连忙逃走,途中遇见兴冲冲买酒归来的吕伯奢,曹操故意对吕说后面有人来,吕转过头去,曹操便一刀把他杀了。陈宫责备曹操“大不义”,他直言不讳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觉得他是个“狼心之徒”,便弃他而去(第四回)。据《三国志》注引孙盛《杂语》,曹操杀了吕伯奢家人后,“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二字传达出曹操杀人后的复杂心理。小说删去“凄怆”二字,还增添了“天下”的修饰语,成为对曹操的诛心之论。

  “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曹操一生的人生准则,充分暴露出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揭示出封建时代政治野心家共同的人格特征。嘉靖本中叙事者评论道:“曹操说出这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而且曹操说到做到,一旦有人亏负了他,他便杀戒大开。例如徐州太守陶谦遣人护送曹嵩前往山东兖州见曹操,路上被护送的兵杀死。曹操起兵攻徐州报仇,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于是“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行人。”(嘉靖本)如果说曹操有与众不同之处,那不过是他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内在心理,而大多数政治野心家更善于遮遮掩掩罢了。这也就是托名李贽的评语所说的:“天下谁不有此心,谁复能开此口乎?”的确,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这与刘备“外君子而内小人”是判然有别的。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有影响的举动,是首倡讨伐董卓的义举。曹操潜归故里后,先发矫诏,招募义兵,招兵旗上大书“忠义”二字,会盟十七路诸侯,亲作檄文,讨伐董卓。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曹操身当乱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也是他第一次以一方诸侯的姿态,昂首挺胸地步入政治舞台。这次行动虽然由身为骁骑校尉的曹操发起,但他大会诸侯时,却真心诚意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做盟主。他一面出谋画策,尽心尽职地辅佐袁绍,调遣各路诸侯;一面反对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当董卓连战失利,从洛阳溃退长安之际,曹操当机决断,主张乘胜追歼残敌,希望“一战而天下定”。可惜袁绍之辈,各怀异心,按兵不动,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从此夭折。“竖子不足与谋”,这是曹操从讨卓中取得的教训。袁绍等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不过是“色厉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短视之徒。这更坚定了曹操在乱世中独竖一帜的信心。

  董卓败后,曹操奉献之命讨伐青州黄巾,威名日重。在战略上,曹操首先重视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实力和根据地,以山东兖州为中心,招贤纳士,征剿黄巾余党,平定山东,多行“顺天之事”,受到汉献帝的重视。

  汉献帝刘协,九岁即皇帝位,立即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抢夺的对象,因为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权力,谁要是掌握了他,谁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先是董卓带重兵到洛阳,焚烧宫室,强行把献帝裹胁到长安,自为太师,号曰“尚父”,大封亲信,诛伐异己。三年后,司徒王允假手吕布,消灭了董卓,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上。但很快董卓旧部李?、郭汜又杀进长安,诛灭王允,抢走献帝。

  不久,杨奉、董承、韩暹等人控制了长安,献帝被控制在他们手上。这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向他献策说:“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但袁绍却听取谋士郭图、淳于琼的意见,没有采取行动。

  当献帝迁都洛阳后,即下诏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这时荀?进言说:“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嘉靖本:“今车驾旋转,东京荒芜,诚因此时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拔扶仁义以致英雄,大德也。四言虽有进节之臣,其何能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后须为虐,亦无及矣。”)于是曹操不失时机地派专使进京上表,声称要辅佐王室,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当献帝与百官被李?、郭汜领兵追逼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来到”,这是曹操派夏侯?为先锋,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曹操又差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数万,倍道前来协助。曹操则亲率大队兵马,于次日到来。献帝不禁称赞道:“曹将军真社稷臣也!”随即,他以洛阳宫殿残破,没有粮食为由,把国都搬到许昌,并击败了杨奉。

  “洛阳保驾”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曹操的威仪不凡、调度有方,显示出曹操具有超越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虽然当时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但是从战略全局来看,利用天子的名义,或者去征伐其他诸侯,或以封官赐爵的方式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不仅可以自立于有利的地位,而且会产生显著的权势效用。所以小说在写到曹操率兵勤王保驾时,做了刻意的渲染。接着,曹操又接受了董昭的建议,“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决意迁都许昌。此后,“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14回)可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中央政权,以便号令天下,这是曹操政治上最利害的一着棋,给他的称霸事业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曹操早就怀有谋取霸业、统一全国的英雄抱负。他虽然也具有同董卓、袁术、袁绍等人相似的窃国、欺君、僭越、跋扈的一面,但又不同于董卓之流的昏愦无能,奸恶荒淫。毛宗岗说:“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心要结民心,奸雄心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赀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卓、操不可并称,这一点,从对待百姓的不同态度上也可以看出。董卓从来视百姓如草芥。他有一次带军出征,走到阳城地方。当时正是二月,百姓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命军士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人头,居然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董卓的强盗理论是:“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但是在小说中,既描写了曹操的杀戮人民来暴露他的残忍本性,但又多次写他声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表现他的胸襟和抱负。曹操在征伐袁绍时,本可一举成功,但因秋禾待熟,曹操恐废民业,力主秋后进兵。众谋士皆劝曹操:“若恤其民,必误大事”,而曹操却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纵得空城,有何用哉?”当他打败袁绍后,在河边休息,一些长者对曹操说:袁绍重敛于民,老百姓都心怀怨恨。如今丞相兴仁义之兵,战败袁绍,老百姓从此可望80了。于是曹操一面赏赐长者,一面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而“操亦心中暗喜”。李贽评道:“孟德虽国贼,犹然知民为邦本,不害禾稼。因知兴王定霸者,即假仁假义,亦须以民为念,方许干得些少事也。何故今之为民父母,代天子称牧民者,止知有妻子,不知有百姓,卒之男盗女娼,又何尤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三十一回总评)。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向背,这是任何一位志向远大的政治家都不可忽视的。

  对于腐朽的东汉王朝和无能的献帝,曹操终未取代,并非出于道义的制约和纲常秩序的维护,起初是畏惧。议郎赵彦上疏劾曹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赵彦杀之,于是百官无不悚惧。谋士程昱劝曹操:“何不乘此时行王霸之事?”曹操回答说:“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20回)他特意请献帝田猎,与献帝并马而行,只差一马头。当曹操用天子金怍箭射中一只大鹿,群臣将校以为是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这种“欺君罔上”,“专国弄权,擅作威福”的行为,超越了君臣的名分,充分体现出曹操日益膨胀的权势欲。所以群臣敢怒不敢言,献帝也“每见之,背若芒刺”,认为他“早晚必有异谋”。

  于是就有了十分残酷的“衣带诏”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曹操杀戮七百余人,并捕杀董妃,后又杀死伏皇后。这是曹操直接威胁皇室的最明显的举动,但是这一举动并没有导致曹操篡夺皇位,而仅仅是曹操与献帝争夺权利的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衣带诏”写道:“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连结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献帝大权旁落,所以要国舅董承等人“殄灭奸党,复安社稷”,说白了,就是要夺回失去的权力。曹操欲废却献帝,程昱谏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号令天下者,以奉汉家名号故也。今诸侯未平,遽行废立之事,必起兵端矣。”(嘉靖本作荀?曰:“主公威镇四海,号令天下者,盖有汉家苗裔故也。征讨有名,赏罚有制;古往今来,以绝议论。”)

  可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真心为了扶持社稷,安抚百姓,而是出自于政治的考虑。一方面,从现实利益考虑,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使自己“征讨有名,赏罚有制”,更便于夺取权利,以充分满足自身的权势欲。例如,当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时,曹操就说:“彼既认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20回)的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让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无实权,而自己虽为丞相却操纵着天子的实权,这比起空有其名而又受到各方声讨的袁术“实惠”多了。另一方面,从历史利益考虑,他这么做也可以断绝古往今来的议论,使自己千秋万代不受骂名。许攸等人说袁绍兴兵攻曹操时宣称:“讨汉贼以扶王室”。袁绍陈琳草檄,声讨曹操“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话虽这么说,但皇帝毕竟在曹操掌握之中,他可以“以天子之诏”令天下诸侯,而其他诸侯则做不到。相比较之下,曹操不是更为名正言顺吗?当曹操兵下江南时,蒯越劝刘琮(刘表之次子)说:“夫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操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顺。”(40回)

  曹操“擒吕布于下邳,摧袁绍于官渡,逐刘备于陇右,破乌桓于白狼,枭除荡定者,不可胜计。”(40回)曹操自云:“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48回)这是曹操事业的顶点。

  有史以来,任何识见超迈的宰相,都难以取得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仍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正如翦伯赞所言: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见《曹操论集》)从《白门曹操斩吕布》之后,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对立就日趋尖锐和表面化了。曹操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对这一局势,曹操了如指掌,但却无意激流勇退。

  建安十五年春,造铜雀台成,曹操大会文武于邺都,设宴庆贺。文臣进献诗章,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天命,当皇帝。曹操却笑着回答说:“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意旨者。”(56回《曹操大宴铜宴台》)

  这段话实本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在这里,既有现实功利关系的考虑,也有社会道义责任的标傍。曹操明言不能放弃兵权和宰相的职位,回到侯爵的封国,过那种虽有荣誉和物质享受却无权势的退休生活,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考虑。有人称赞这是“抽序心腹,慨当以慷”(张溥语);有人则骂它是“奸雄欺人之语”(毛宗岗语)。这不得不令人感叹曹操“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时的曹操头脑非常清醒,他既不畏人言,不惮风险,也不利令智昏,篡汉改元,这恰恰是其情商、智商、意志力超群绝伦之处。

  曹操权势尽管不断扩大,但一不危及百姓衣食,二是阻碍社会进步,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李贽《强臣论》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必先之以庸君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颜,则三杰矣。”(《续焚书》)正是因为有汉献帝的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辅佐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便当然是汉初三杰那样的开国元勋了。

  自从击败西凉马超以后,曹操傲睨得志,不可一世,诏命他“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汉相萧何故事”。傲慢遮蔽了他清醒的头脑,所以他会慢待西蜀刘璋的使者张松,失去了夺得西蜀的大好机会。刘璋的谋士张松,原有弃璋投曹、奉献西川之意。当他怀揣西川要图,千里迢迢求见曹操时,曹操一反常态,竟然以貌取人,待他异常骄横侮慢。结果摈友为敌,把送上门的西川白白丢给了刘备。东晋习凿齿评道:“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

  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

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卷65)

相关人物:曹操 董卓 袁绍 曹嵩 刘备 王允 吕伯奢 陈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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