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尊为“文圣”，其军事才干被其光辉的文名所掩盖，未能引起应有的注重，以致“孔丘知礼而无勇”(《左传·定公十年》)的成见至今未泯。其实，孔子本是文武全才，他不只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并且关于军旅之学也较为通晓。
论孔子的军事才干，当从其父亲谈起。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材魁梧，骁勇善战，以军功升为陬邑大夫。《左传·襄公十年》记载：晋国组织鲁、曹等诸侯联军攻?阳，?阳守军开城门而暗置悬门，诱其部分入城放下悬门，妄图围而歼之。关键时刻，叔梁纥挺身举起沉重的悬门，直到入城联军全部撤出，才放手而退。主帅孟献子引《诗》称誉他“有力如虎”。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先秦1尺，约合今0.66尺，若按此折算则孔子身高约2.112米。《吕氏春秋·慎大》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可见孔子虽无意以勇力成名，却也像其父亲相同身材魁梧、膂力过人。
周代已构成适当齐备的六艺教育系统。《周礼·保氏》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凡贵族子弟，都要受此六艺教育。作为陬邑大夫之子，孔子在青少年时代，无论是经过乡校仍是主要靠自学，习得六艺是毫无疑问的。其于礼、乐、书、数造诣之深，已无需多言;其于射、御二艺，也是非常熟练的。《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在今山东曲阜孔庙西侧)，盖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至于“御”，可能更优于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则案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与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射乎?执御乎?吾执御矣。”孔子听他人说他博学而缺乏足以成名的强项，便与弟子协商选一艺来展现特长。在射、御之中，孔子经权衡而选定“执御”，可见其驾御战车的本领比射箭更强。
现代学者多将“执御”与一般赶车相混杂，认为孔子“执御”是选下贱职业，表现出圣人之谦逊。这是一个误会。春秋仍以车战为主，驷马战车在崎岖的路途和地势杂乱的原野上奔跑、战役，御者技艺凹凸，直接关乎将士存亡和战役输赢。即使是素日演练，也有“五御”之非常烦难的技能要求，不可混同于一般的赶车。先秦一般赶车称“仆”，如《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驾御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徒御不惊”;《庄子·达生》有“桓公田于泽，管仲御”之言。从齐桓公田猎而宰相管仲执御，可知御者位置并不下贱。特别是当射、御并重，御绝不可能混同于仆，只能是指驾御战车这项非常专业化的军事技艺。
除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外，孔子对军事也较为通晓。在诸侯攻伐不已、战役不断的春秋之季，要完成“修己以安大众”(《论语·宪问》)的政治抱负，不注重军旅之学是不可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72位高徒关于射、御也是通晓的;又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性之乎?学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可见孔子不只自己通晓军旅之学，也向弟子教授武艺等军旅之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与《儒林列传》记吴起在鲁“尝学于曾子”，至魏又拜子夏为师。孔门再传弟子中，出现这样一位与“武圣”孙子齐名的大军事家，也并非出于偶尔。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奉行“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其军事常识与礼乐文献常识是融会贯通的。孔子通晓军事，却并不好战：“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他关于战役持非常审慎的情绪，对立鲁莽行事、打无预备之仗，更对立欺压小弱的不义战役。《论语·卫灵公》记卫灵公问阵，孔子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郭老《十批判书》据此说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其实是误解。卫灵公穷兵黩武、内政不修，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孔子不肯与其议论军事，是因为对立不义战役。从孔子支持和赞扬冉有指挥抗齐，又坚决对立季氏伐颛臾(《论语·季氏》)，则可进一步看出他关于正义与非正义战役的明显情绪。
孔子曾说：“暴虎冯河(徒手搏虎、步行涉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临事而惧”强调面对战事要小心谨慎，“好谋而成”指活跃谋划、争夺成功。这种不容易言战，为正义而战、战则必胜的情绪，可谓深得战役之道。他还说：“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礼记·礼器》)孔子奉行“正人耻其言而过其行”，历来对立说大话。他讲“我战则克”，绝非盲目自诩，既有他本身归纳本质的根据，也有“夹谷之会”和“堕三都”等史实为证。据《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齐、鲁之君在夹谷会盟，孔子掌管“相礼”。他要求事前做好军事预备，当“莱人”持武器“鼓噪而至”时临危不乱，一面号令“士兵之”(将士们拿起武器打击他们)，一面登坛不失礼节而又理直气壮地责其“非礼”，迫使景公挥退“莱人”，挫折了齐国君臣私自指派“莱人”劫持鲁君的图谋，捍卫了国家的庄严和利益;也使齐人从此改变了“孔丘知礼而无勇”的观点。定公十二年，在“堕三都”过程中，孔子又指挥平定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暴乱。这些足以证明，孔子“我战则克”所言非虚。
孔子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还有一个例子，当齐国“陈成子弑简公”时，孔子于古稀之年“沐浴请讨”。今之论者大都只说他是为了卫护“君君、臣臣”之道。其实细读《左传》可知：在孔子自卫返鲁前后，齐、鲁战事频频，鲁国屡被强邻所欺。陈恒弑君、齐国内乱，是鲁国改变受欺压被动局面的可贵机会。孔子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郑重其事地一再请讨。当被问及“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时，他精辟地分析道：“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左传·哀公十四年》)陈恒弑君(很快转为“窃国”纂位)，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遭道义斥责的一起，遭诸侯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极大。只需鲁国坚决伐齐，经过交际尽力，取得诸侯响应当不是难事，胜算很大。惋惜鲁君目光短浅而坐失良机，而齐国陈恒却抓住改变危局，渡过危险期，遂使后来鲁为齐灭成为无可改变的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