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初名李淳,唐宪宗李适之孙、唐顺宗李诵长子,唐代第十二位皇帝(805年?820年在位)。
贞元四年(788年),封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立为太子,改名李纯。同年八月即位。李纯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李纯在位时,勤勉政事,力图中兴,从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称“元和中兴”。
李纯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暂时平定一些藩镇。经过削藩,藩镇势力暂时有所削弱。
元和十五年(820年),为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谋杀。享年四十三岁,在位十五年,谥号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庙号宪宗,葬景陵。
幼年经历
李纯原名李淳,为唐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二月十四日(778年3月17日)生在长安宫中。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代宗(李豫)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即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李纯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仓皇出逃的德宗没有能够保障宗室子弟的安全,那些没有及时撤离者有77人死于叛军之手,这使德宗一直痛疚不已。李纯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刚刚重返长安。有一天,李纯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德宗皇帝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丝喜爱。贞元四年(788年)六月,11岁的他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唐宪宗自幼遭遇战乱,他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他的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德宗收养为子。宪宗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贞元九年(793年),时为广陵王的宪宗娶了郭氏为妻。郭氏,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她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升平公主与郭暧之间的故事后来被人编成了一出《打金枝》的戏剧,流传很广。郭氏由于母亲是唐代宗长女,这样算来,郭氏与顺宗是表姑侄,郭氏就长了宪宗一辈。或者说,论辈分,宪宗要比自己所娶的妃子郭氏低了一辈。他们成婚后,顺宗因为郭氏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对这位儿媳表示出无比的宠爱。宪宗自己对这位妃子似乎也不怎么冷落,因为,贞元十一年(795年)时,也就是他们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他就是后来的唐穆宗。
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而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的宪宗,一登基就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宪宗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登基之迷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六日,他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权勾当军国政事,即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宪宗得父皇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这一年,宪宗28岁。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到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刻确实来得太快了。难道有什么神力相助吗?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宪宗的登基伴着顺宗的内禅一直被人们猜疑着。宪宗登基前后,也的确有一些无法弄清楚的秘密。我们可以列举这样一些事例略做说明。
其一:
宪宗刚刚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二王”集团的陆质借侍读之机有所规劝,被宪宗制止:“陛下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怎么还扯其他的事?”说明此刻的宪宗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也就是说,宪宗在这一过程中未必是被动的,也似乎不会不知情。
其二:
在这年六月最早动议皇太子监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八月十七日,突然暴病而死,时年61岁。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很值得索解。与韦皋上表差不多同时,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地给朝廷发来表章,内容竟然也与韦皋的相同。剑南、荆南和河东,三地节度使相距何止千里,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这样的步调一致真的很难理解。那么,幕后的指使是谁?从当时的蛛丝马迹来说,就是那些在宫中掌握禁军、拥立宪宗的宦官。www.gs5000.cn
其三:
在顺宗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兴庆宫以后,宪宗是不是还允许群臣和他相见?当事人刘禹锡在《刘子自传》中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直接用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故事比附宪宗的即位,无法不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在此事过程中有外人无法明知的隐情。
其四:
发生了罗令则密谋废宪宗另行拥立的怪事。这年十月,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向陇西经略使刘?请兵,谋划废宪宗另立皇帝。结果,刘?告密,逮捕了罗令则,宪宗一方面以名马金银财物厚赐刘?,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党羽杖死。此事的出现与因果存在很多疑点,但是对于宪宗来说,最大的便利是借机诛杀了政敌。
其五:
舒王李谊之死。舒王在德宗时一直是顺宗政治上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宫中的宦官等势力也一直看好他。罗令则矫诏废立,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政治惯性拥立舒王。但是,当宪宗即位,舒王的政治价值在宦官眼里也就自然丧失,所以,在刘?将罗令则押送到长安以后,舒王也就非死不可。《资治通鉴》和旧史中都说他在永贞元年十月戊戌“薨”,这应该与宪宗即位后的政治局面有关。
其六:
太上皇顺宗之死。宪宗在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初一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正月十八日,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此举十分罕见。宪宗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顺宗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将太上皇顺宗直接杀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宪宗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讨论给宪宗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宪宗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到湖南任了一个观察团练使。宪宗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总之,在永贞内禅、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隐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宪宗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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