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料，对汉宣帝刘询的评价可谓非常之高，他是西汉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另三位是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皆为赫赫有名的一代英主)，而且从他本人所取得的历史成绩来考量，也一点也不逊色于另外三位出色先祖，甚至于有一些史家认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汉宣帝在位期间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正是他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改革经济、降服匈奴、大破西羌，始设西域都护府，结束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并首次
这正是创造了“宣帝中兴”的刘询的威风之处，因为即使是打仗，汉宣帝也是很有两把刷子的，至少他在汉武帝长年累月强攻匈奴的基础上，完全控制了汉武时期也难染指的天山北路，让强悍的匈奴帝国完全臣服，这一点连好战的汉武帝也难做到(当然此中有汉武帝的功劳)，他的治国本领甚至西汉大儒刘向也认为在文帝之上，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也。
而汉宣帝的军事自信，当然是源于对内政整顿之后造就的经济大繁荣为后盾的。
首先，就是整顿吏治，为经济繁荣造就了一批得力干部。
前文我们也曾经提到过汉宣帝整顿吏治的方法。那就是加强制度建设、赏罚分明，对官员的考核动真格。而除此之外，汉宣帝还有一个稳定干部队伍的“必杀技”，那就是实行良吏“久任制”。
所谓“久任制”，顾名思义，也就是官员长期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岗位担任固定职务(类似于日本很多大公司的终身雇佣用工制度)，和现代用工劳动合同的固定工和合同工(轮换岗位)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某些历史专家考证，官员的久任制发韧于西汉初年，盛于西汉吏治最好的汉宣帝时期。从某种意义上，也折射裸露了西汉初期奉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在用人领域的密码，也是为了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少折腾的具体表现。
关于这，汉初的几个赫赫有名的高官如萧何、陈平长期担任政府CEO(而有别于乱世时期如春秋战国多“空降兵”空降高管的做法)就略见一斑，及至“文景之治”，信奉“黄老哲学”的最高统治者更是不愿意好官挪窝，延为常规。以至于“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汉书?王嘉传》)
这种稳定的吏治，不容易出现追求短期行为，也比较有归属感，所以干起革命工作来也是比较卖命。
你想想，那些高管们以任所为家，甚至于自己的职位都成了自己的姓氏了，长大成人的子孙们也一同沾光，还不爱职位如爱家?所以人心浮动会很少，谁还会去恶意破坏自己的家呢?除非是傻子。
原本，这一久官制度是草根天子刘邦本着“共享天下”的执政理念而大力推行的，刘邦本来就是一个宽厚仁爱的长者，也很有那么一点平民意识和开放心态，用现代潮语来表述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民主思想和平等思维，既然是和大家一同推翻暴秦取得天下的，那么自己也不能专美独吞，给功臣们按功行赏裂土封侯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就太不够意思了，刘邦从来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战争年代，正是因为他在官职和封土上的大方，正好与他的死对头项羽截然不同，所以才凭借着这两点战胜了看似不可战胜的“天下第一将”西楚霸王的。
所以，一得到天下，他就给元老功臣们“太公分猪肉”，排排座、吃果果，人人有份的样子，甚至于连“王”这种至高无上的职位也能分给异姓，不可谓不出手阔绰，如果是项羽那是死活也不肯出手的。
而且，对于特别信得过的人，刘邦不仅不吝啬高官厚禄，还让他们长期当官而不用挪窝，即使是丞相此种政府首脑也不例外，因此他的左右臂膀萧何、陈平分别为相长达13年与12年。至于此后的汉文帝、汉景帝也基本是取法“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连想要造反当皇帝的南越王赵佗，温和的汉文帝也客气地为其修祖坟，还以卑微的语气修书示好，让他安心做南越王，绝不展示仇恨和暴力。
这种相对稳定的官吏任用制度的好处，正如某些史评家所云：“结果是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禁，秩序井然，吏风纯厚。”上不好折腾，底下人当然也会其乐融融地舒心过日子，谁还是天生的坏人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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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草根天子”的汉宣帝刘询，在人生游历方面还颇有其先祖刘邦的风范，即使是在大力推行“久任制”方面，也是刘邦的忠实信徒。也正是他，把西汉初年的“久任制”大加完备，成为中华吏治与政治管理智慧的重大课题及重要分支。
以下，我们综合一些历史资料对汉宣帝的“久任制”进行必要的介绍。
首先，就是久任制量级和职级的扩大，可以说与汉初相比有一种“鸟枪换炮”的感觉，因为那是全方位大规模的实施，不仅政府总部，其他地方分公司的高管都全部实行了此种官吏任用制度，可谓是遍地开花。
也就是说，汉宣帝不仅把这种稳定官场秩序效果很好的官吏任用制度，除了施行于朝中大臣，同时还重点把之扩大了郡国，尤其是郡守这种连结中央和县的承上启下单位高官，更是皇帝要重点铺开的一环。因为中央能否有效管治地方，这是最重要联结点，所以对于郡守的选任，汉宣帝特别下大力气，又是朝臣举荐又是亲自考核，详细考察官吏的个人品行和治政才能，一阵大考之后认为称职才会放心任用，慎之又慎。
关于这，当时著名的良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
龚遂曾是昌邑王刘贺的旧部，刘贺被废后，龚遂虽然没有被杀，却也从此被废“武功”，彻底弃用，直至爱才的汉宣帝召见，才于年逾古稀的时候迎来政治“第二春”。
话说汉宣帝中期，渤海及邻郡一带发生了严重饥荒，年成不好，而面对民不聊生的局面，当地的官员不仅不组织赈灾救济，还乘机敲诈民财，中饱私囊。于是盗贼纷纷出现，没有活路的一些灾民揭竿而起，兴起义军，使整个地区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朝廷为了稳定局势，曾派几任太守去加以镇压，却效果甚微。
正所以国难思良吏，正当汉宣帝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丞相和御史们突然想到了龚遂这个人，于是郑重向汉宣帝推荐，说此人可堪大任。作为汉废帝曾经的重臣，汉宣帝当然也早就耳闻龚遂是个人物，既然再也没有合适人选，那就是先考察一下，再任命其为渤海太守吧，死马当活马医了。
而当个子矮小又年龄偏大(其时已经70多岁)的“弃臣” 龚遂，奉诏出现在求贤若渴的汉宣帝面前时，也曾经使一代英主首先陷入了一种“以貌取人”的尴尬境界，那情景绝对不会比秦穆公刚见到五领大夫百里奚时好多少，总之一见到这其貌不扬、满头华发的糟老头，立马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表情，这廉颇老矣尚能�狗�?是不是在心中狠命地埋怨自己的大臣“乱点将”也只有问他自己才知道，这哪是我要的解一方之难的“男神“?简直就是和传说中的相差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啊，当然是先入为主非常轻视他。
“因为渤海郡政事荒废，盗贼猖獗，一派紊乱，局面不可收拾，朕曾派几任太守去管治，都铩羽而归，没有压住局面。以老先生耆耋老年，打算如何治理好渤海郡让朕称心如意呢?”颇有修养的一代英主一上来就毫不客气地逼问龚遂，因为在他心中也早已把龚遂当成了一个滥竽充数的家伙。
龚遂当然也知道自己的“硬件建设”(外形条件)有点惨不忍睹，不过对于自己的“软件建设”(政治智慧)还是颇为自信的，不然的话也不敢来趟这混水，那是要脑袋搬家的事也，没料的人哪敢博这一局，谁还有三头六臂不成?
既然皇帝以貌取人拉下个黑脸在盘问自己，那么就先亮点看家本领给“狗眼看人低”的皇帝看看吧，争取改变他的不佳的“第一印象”，亮瞎他的眼再说。
“渤海郡的事老夫也听说过一些，陛下派几任官员下去也无济于事，甚至局势更加不可收拾，陛下知道症结在哪吗?”龚遂一上来也不矫情兜圈子，也是直奔主题。
“那你老的意思呢?”汉宣帝当然又把问题抛给了龚遂，不然的话找你来干嘛。
“这个很简单，也就在于一个‘官’字。”龚遂为了吸引皇帝的注意力，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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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唐朝历史知识欢迎继续关注本站。唐朝的历史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节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汉宣帝如何整顿吏治“这个倒是有点意思，此话怎讲?”聪明的汉宣帝立马忘记了龚遂的年龄，饶有兴趣地问道。
“也就是说，渤海郡政事荒废、盗贼猖獗的根源正在于官，在于不惜民力还横征暴敛发国难财的恶官也。陛下也知道渤海郡地处海边距京城很是遥远，山高皇帝远的百姓当然不沾圣化，不循王道，而且还遭遇荒年，年成不好，食不果腹、饥寒交迫时，还被毫不体恤的官吏敲诈勒索，这就难免会兴兵作乱了，这是要争取生存权是也。仓禀不实何以知礼节呢?”龚遂直言不讳地说，一下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龚遂可谓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本来就爱民如子的汉宣帝一听到龚遂的应对，感觉还真是与众不同，颇有见地，立马刮目相看，不敢再门缝里看偏这糟老头子，于是恭敬地加以讨教。
“其实要治理好渤海郡也不难，我只是想问陛下要臣用武力战胜他们，还是以仁德来教化、安抚他们呢?”龚遂轻描淡写地问汉宣帝。
“朕既然选用贤良有才干的人去渤海，当然是要安抚百姓，恢复当地社会秩序了，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情，你尽管放心按你的主意去安抚他们。”汉宣帝忙不迭地说。
“臣闻治乱民就好比理一团乱麻，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只能慢慢地理顺，还要有足够的耐心，何况民心工程又是一种综合性强的工程，要有多种治理配套措施，决不能一味以铁腕来治乱，那样会适得其反。基于此，我希望朝廷不要以过去的陈规旧法来约束我，管得过死。待我察看实际情况之后，再根据具体内容决定用何种最有效的办法来处理事情，而且不用呈报上级。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陛下信得过我，就给我最大的独立处分权，以免处处受掣肘，不能很好地让我以适当方式从事。”看到皇帝如此开明如此爱惜百姓，龚遂当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也毫无顾虑地大胆提出了看似有点过分的要求。
反正汉宣帝也为如一团乱麻的渤海郡搔破了头，没有多少筹码的天子也只能无条件地爽快答应了，因为天子也觉得龚遂是一个有料之人，感觉正是自己所需要的治乱能臣也。不仅如此，皇帝还当即赐给龚遂黄金贡品，同时调遣随员车马供他前去上任。
龚遂于是带着天子的殷切期望，老当益壮、意气风发地走马上任。
当他乘坐驿车刚进入渤海地界，远远就看见郡中一干官员带着一批大小武士前来迎接履新的大守，要为其接风洗尘，顺便拍一拍上司的马屁。
看到此种戒备森严的大排场，有点儿反感的龚遂立即挥手把他们都打发回去，然后向各属县十万火急地连发了两条布告。一条是迅速撤回向各县派出的捕捉盗贼的官兵，同时停止所有追捕盗贼的行动;另一条是各县从即日起，凡是手握锄头镰刀在田头耕作的人都是良民，不论以前他们是否参加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官府一律不再追究查问。只有那些经过劝导还拿着兵器死不悔改的才是盗贼，可立即拘捕。这一招既拉且打的方法猛啊，也很快就分化瓦解了貌似强大的反叛力量，很多人立马为了保命而金盆洗手，郡中的对抗局势开始和缓下来，因为谁又会放着好日子不过而做朝不保夕、随时横死的盗贼呢?那是官逼民反，死硬分子也毕竟是少数。
总之，布告一发出，渤海郡的很多合伙抢劫的团伙当即散伙，丢下手中兵器，转而拿起锄头镰刀下田，盗贼开始销声匿迹，也很快呈现出了一派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
而除了下两道布告平息了盗乱，为了恢复生产，龚遂到任后又很快出台了很多配套措施。
比如说，他首先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其次，选用贤良俊才做地方官吏，安抚稳定百姓受惊多时的心;再次，就是严惩贪官污吏，还人民以一个朗朗乾坤。正因为吏治变好，地方治理形势也立马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因为两餐都不饱而铤而走险烧杀抢掠的人，也立马放下武器，立地成佛，纷纷拿起农具下田耕作，生产秩序开始走上正轨，社会秩序也就日趋安定。
因为混乱的局势开始平静下来，这就为渤海郡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稳定环境。后来，高瞻远瞩的龚遂针对渤海人追求华而不实的奢侈风气，为了稳定农业生产，他还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带头过紧日子，大刮一股“勤俭节约风”。
首先，作为父母官的他规定郡衙要大力减少公务车马，精简仆从，戒掉骄奢淫逸之风;其次，大走群众路线，官员也要亲务农桑。尤其是农忙时节，全部官吏都要下地劳动，不能翘起二郎腿做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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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劝说佩刀带剑的人卖掉刀剑，叫他们用来买牛犊，还风趣地说：“家里有牛多好，为什么要把牛和犊佩带到身上呢?这多闹心啊!”总之，春夏农忙季节官府不允许人们不到田里耕作，秋冬收获季节也不忘督促人们管好收成，做好冬种，以及储藏好瓜果、菱角、鸡头米等过冬作物，反正一切要按规定办事。
这此中最重要的是，他还大力抓好落实。政策一出台，年过古稀的龚遂便亲自带领官员们到郊外开荒种地，率先垂范。通过几年的勤奋劳作，渤海郡便一下子改变了鸡飞狗跳、赤地千里的混乱状态，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也日趋富裕殷实，手有积蓄，小日子过得美美的，犯罪以及要打官司的都没有了。
龚遂也就这样略施小计，便摆平了乱如六国的渤海郡治安局面，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汉宣帝的招抚任务，成为了西汉著名的循吏，他的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广为传颂。
后来，汉宣帝为了表彰他的政绩，甚至想让他位居公卿，因为年老体弱才罢休，但是他也一直做官到年近八旬才终老于任上，汉宣帝也轻而易举地贯彻了自己的久任制度。
说完作为汉宣帝久任官制代表的龚遂(也是封建社会循吏的代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汉宣帝久任制的第二点，也就是对良吏的职位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轻易改任。
这个龚遂就是一个样板，和他齐名并称“龚黄”的另一良吏黄霸也是一个代表。换句话说，所有治政有方、成绩卓著绝对有资格加官晋爵的(比如龚遂可以位列公卿)，也不轻易升迁或改任，这个如果碰到修养不够的人，可能会为被生生剥夺高升机会而有微词，所以考虑到这一点，汉宣帝就加大了奖励力度，争取来个“堤内损失堤外补”，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多重奖励。
在这批久任官员中，汉宣帝尤其重视承上启下的郡守的绝对稳定。按照某些史学研究者的说法，认为这主要是地方高管郡太守“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而对于治理地方政绩卓著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也不外乎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双管齐下，一就是大幅增加绩效工资，或额外皇帝御赏，二就是增加政治荣誉感，除了颁发皇家荣誉勋章或奖状对模范进行嘉奖勉励，个别政绩特别突出的甚至还可以拜爵至关内侯，虽然是个虚衔，工资水平有的甚至于达到了国家级领导人的额度，这就大大刺激他们留守地方的积极性，增加“为官一方，造福万民”的责任感，就因为此种政治名誉与经济效益的有效挂钩。
比如胶东相王成，据史载，因为其在“考绩”中“治有异等”，安抚了大量流民，为国家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于是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其工资待遇提为“中二千石”，皇帝还不吝赐个关内侯的爵位给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于是君臣双方也皆大欢喜。
另外一位与龚遂齐名的名臣黄霸，还曾因为附和大儒长信少府夏侯胜反对汉宣帝为汉武帝配享庙乐(其时黄霸官居丞相长史)，而被判处死刑。爱才的汉宣帝没有杀他，先是任用其为扬州刺史，后又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期间，励精图治，一心为公，任用良吏大力恢复生产，郡中一时大治。于是，汉宣帝高兴之余，下诏大加称扬，也像给王成的待遇一样“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在此，我们把关注点放到“中二千石”的概念上。因为按照汉例，郡太守的工资待遇高者为“二千石”，而低者甚至可至“八百石”，王成、黄霸因为政绩突出实际享受了“中二千石”的俸禄，这个收入水平正与朝廷九卿持平，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地方官吏，却可享受中央大员的工资待遇。
这个当然就很有说服力，因为官可封侯，工资又是国家级领导水平，虽然实际职务没有升迁，却给足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最大保障，而且对于亲信近臣，还能“至于子孙，终不改易。”这样当然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汉书?宣帝纪》)。所以地方官也乐于在地方奋斗，大家都安于本职工作，结果也当然是保证吏治的改善，“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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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家族的兴旺已经捆绑到了地区的兴旺，所以干起事来也特别卖力，因为明摆着这也是自己的“家事”，当然是责任心很强，不再是来做政治镀金混日子的样子，太守们的那份干劲就别提了，当然是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下死劲为国为家多做贡献。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比较完善的谏官制度和监察体系，也顺利保证和监管了整个“久任制”的完美进行。
就比如说当时最著名的太守之一黄霸，这个曾用妯娌抱孩子手势智断富户孩子归属的大能人，不仅安于本职工作，努力抓好吏治，连官员下乡在路旁吃饭被鸟儿抢去猪肉都明察秋毫，大家当然也只能一心为公，不敢弄虚作假。而且黄霸也极力爱护廉洁官员，自觉维护久任制。
据史载，当时的许县丞年老，还有耳病，和别的官员谈话都有点困难，于是督邮以年老体弱为名要让其解甲归田，这个当然也是说得过去，但是极力想维护官吏队伍稳定的黄霸却不同意。
“许县丞虽然年老耳背，做大事有点不太灵光，不过他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廉洁官员，即使干不了大事，我想做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还是绰绰有余，小小耳病有什么妨碍呢?我们就好好待他吧，别让那些贤人为此凉了心。”黄霸说。
这事后来还成了一时谈资，因为延用一个有明显缺点的官员，不管出于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有点不能服人的副作用，还有胆大的人问黄太守为什么要力挺“廉颇老矣”的许县丞?你猜他是如何回答的?
黄霸当然也知道挽留许县丞的利弊，不过他这样做，当然也是有其的充足理由，那就是自觉维护汉宣帝的官吏久任制，也可以说是利大于弊也。
黄霸认为，虽然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流动也是情理之中，不过如果频繁地更换长吏，那么势必在辞旧迎新之时增加交接班的费用，甚至于奸诈的官员还可以趁机弄虚作假制造假帐，以便浑水摸鱼窃取公家的财产，这样一来就大大地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得不偿失，属于典型的劳民伤财行为。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重要的是，干部队伍都讲个稳定和磨合，换了新的，又要有一段的适应期，还不保证新官吏一定是良吏，如果新的不如旧的，有时可能还因为配合问题产生摩擦，由此极容易造成混乱局面，造成地方政局的动荡。基于此，黄霸便极力赞成和维护干部的久任制。而且黄霸还大力推行教化，主张仁政，一改武帝末年的酷吏统治格局，少用刑罚，还着力培养长期稳定工作的官员。故“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见《汉书•本传》)。
总之，黄霸和龚遂作为封建社会循吏的代表，一直是汉宣帝时代久任制的最亮丽旗帜和最大发现，也一直为人们所传颂。以至于在地方任上光芒四射的黄霸，后来一路凯歌升为京兆尹、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直至位极人臣的丞相，还因为久任地方做不惯京官，而闹出了“长於治民而不善为朝政，任丞相时多不称意”的大笑话，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郁郁而终，始料不及。
从这方面来观照，汉代官吏“久任制”能得以实施，加强地方良吏建设保持社会稳定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国家总体局势的兴衰也与官吏“久任制”紧密相连(尽管很多史学研究者认为“短任制更有利于维护古代帝王家天下和中央集权的利益”)。
以至于西汉后期，面对国势的衰败和吏治的混乱，“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的丞相王嘉，还煞有介事地上疏汉哀帝，要求恢复汉宣帝时期的比较成功的官吏“久任制”，他认为这是改善当时十分混乱的吏治的最有效方法。因为面对频繁变动的地方官员职务，“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正如黄霸所指出的，不仅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还能造成官员的短期效应，只为眼前利益而蝇营狗苟，损公肥私，甚至于是雁过拔毛，没有形成长期机制，郡守、国相安定地方的威权也早已荡然无存、败坏殆尽了(《汉书?王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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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官员“久任制”的这一显而易见的功效，也成为了几千年中华管理智慧和中国古代吏治的重要课题，一直到现在还有借鉴作用。
因为按照历史观察者的观点，实施官吏“久任制”，至少有四大好处：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官场短期效应，淡化眼前利益和近期政绩，有利于官员养成实干作风和远大志向，追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性，进而形成一揽子的长效机制;二是最大限度减少官员的投机甚至于捞一把的心理，从而造成为求快速升迁而弄虚作假、编造政绩的官场积弊，败坏吏治。这个正如东汉光武帝时大臣朱浮上书所说“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一样道理;三是久任制容易使官员产生利益捆绑机制，从而花大力气搞好治所管理，爱民如子，熟悉业务，成为“地方通”和“内行型”管理者，不做“一锤子买卖”;四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员轮任的开支，节约行政成本，减轻老百姓负担。
当然，事物都有正反面，换句话说凡事有利就有弊，汉代的官员久任制也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制度，它只是一种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比较成熟和实用的人事制度而已，而且久任也很容易产生骄傲自满的惰性，以及利用政绩“占山为王”的弊病，有的还凭籍自己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乱，威胁中央政府，造成政局的动荡。
这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说之久任制的五个弊端：“其一，在职务、职权不变的前提之下，如何使得政绩优异者的努力和贡献得到彰显，对其本人有激励、有回报，对其他人有刺激;其二，‘久任’制如何运作，才能在维持官僚体系稳定的前提之下，有效避免官场惰习的形成，使得优异者有机会脱颖而出;其三，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官员普遍实行‘久任’制，那就意味着在上下级之间可能结成官僚利益共同体;其四，高级地方长官利用‘久任’制的漏洞，可能结成地域性官僚集团，形成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潜在威胁;其五，高级军事长官可能变国家军队为私属性武装力量，演变为叛乱与混战。……”
基于以上观点，所以古代最高统治者除了做好吏治监察，强化激励机制(汉宣帝的“玺书褒奖”、“增秩赐金”就很得分)之外，还特别注重对地方高级将领的监督和任期调整问题，不然的话出乱子是迟早的事，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淮南王之乱”就是很好的例子。或许现代也有大军区司令对调的考量，基于同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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