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帝以来，西部边事不稳，羌人的袭扰，足以牵动帝国的政治神经。对羌战争开始不断升级，边地武人在军事上随之崛起，名将辈出，“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锴就是他们的代表。
边地武人能够在沙场上冲锋陷阵，斩将夺旗，为国家立功边境，但要在朝堂之上有话语权，把军功转化为政治权力，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也让他们很苦恼。路在何方?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摸索。
索性武人不做了，放下剑戟，做个读书人，看这样做行不行?皇甫规做了十四年的私学经师，沉下心来，精研《诗》《易》，教授门徒多达三百余人；张奂曾拜当时经学名家朱宠为师，专修《欧阳尚书》，对《牟氏章句》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撰写了三十余万字的《尚书记难》；段锴也“折节好古学”。但是，战事一起，就有人
安居在家是父子关系，受命于国家之事，是君臣之分。(没有父子关系)充分体现曹丞相执法严明，不询私情，教子有方，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种美德值得中华民族借鉴和发扬。! ----罗贯中
坐不住了，要毛遂自荐，要请缨出战，而且在朝臣眼中，你再饱读经书，也还是个武人，不去打仗，还能做些什么呢?或者在情感上与士人沟通一下，凡是士人所痛恨的，也是自己所不睬的，希望他们真心地把自己当作一家人来看待。像皇甫规不与外戚大将军梁冀为伍，说他是尸位素餐之徒；党锢之祸的时候，还要上书附党……但是，到头来还是“虽为名将，素誉不高”（《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再说张奂，学问做得不错，功劳也不小，终于进了朝堂，却糊糊涂涂地掉进陷阱中，成了宦官镇压窦东汉五铢铜钱武的爪牙，“扬戈以断忠烈”（《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范晔论），这可怎么能让士大夫接纳他啊！
或者做个“识时务”者，盘结权贵，像段锴那样，甘愿为宦官卖命，去缉捕太学生；投天子所好，花钱买个太尉。但，最终却落个人财两空，身败名裂。
可见，武人要正常地出将入相，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凉州三明”那里还做不到。
忠君：皇甫嵩的底线
不过，东汉政治在桓灵时期的急转直下，羌事未息，黄巾又起，国家武备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异常地壮大起来，可以拥兵征伐的将军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前辈所无法实现的愿望就在眼前。新武人的代表皇甫嵩（皇甫规的侄子）和董卓在不同道路上寻找着转化的机关。
而启动机关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皇甫嵩之侄皇甫郦就曾明确地说：“朝廷失政，天下大乱，能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人，只有叔父和董卓了。”
但囿于大丈夫要为国家立功的忠良思想，皇甫嵩并没有在政治的路途上比前辈走得更远。
中平年间，皇甫嵩在与黄巾的作战中，屡建奇功，做了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声望已经达到了巅峰，民间的歌谣这样颂扬他：“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要知道，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对于大名，可是日思夜想，煞费心机。可是，皇甫嵩并不快乐，他曾和他的部下阎忠做过一次长谈，表明了他的思想。而在那次谈话中，阎忠则充任了一个异常激进的角色。
阎忠说：“这世上难以得到又最容易失去的是机遇，机遇来了而没有错过，这就是机会。圣人都要等待机遇而有所行动，聪明人也是因为有了机会才有所表现。现在将军您已经有了难得的机遇，而要白白错过，这可怎样保全您的声誉呢?”显然，阎忠是要借机遇和声誉来引导皇甫嵩做出某种选择。
进而，阎忠又说：“天道不会无缘无故地袒护哪一方，百姓只认同有能力的人。现在将军拥兵征伐已获大功，朝野上下都已经知道了您的威名与功德，即使是汤武在世，也无法超越将军您啊！既然这样，您又要一心一意做臣子，这怎么可能呢?”阎忠的愿望已经呼之欲出。
皇甫嵩却对阎忠的质疑大不以为然，他说：“我一心为了国家，忠心耿耿，心安理得。”
阎忠显然不希望自己的一番努力就此功亏一篑，话不说不透
出人头地建奇功
，他拿出汉初韩信作例子，劝告皇甫嵩说：“韩信当初仅仅为了那一点点的恩遇，就舍弃了三分基业，人家都把利剑放在他的喉咙之上，他才悔恨叹息当初，想法错了，机遇也就丢掉了；现在的皇帝没有刘邦、项羽那样的权势，并且将军所拥有的武力已经超过了韩信，您只要振臂一呼，征集冀州精锐，调动七州兵马，宣布起兵，渡漳河，饮马孟津，诛除宦官，消灭群凶，大功告成，便可天下归心。然后请命于上帝，南面称制，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现在的政局，小人当道，主上昏庸，将军建立了不赏之功，已经受到了别人的猜忌，如果不早有所行动，后悔就来不及了。”阎忠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让皇甫嵩千万不要走韩信的老路，应该当机立断，抛弃衰败的汉家王朝，拥兵造反，自己做皇帝。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三国历史频道，阅读更多三国故事/历史/人物事件！